1973年，知青刘朝旭被推荐上大学，临走时去找队长告别。没想到，在他家窗前，听到里面队长说：“朝旭要走了，去给他借点路费吧！”队长媳妇说：“你上次卖了羊皮袄才凑够给知青买锅的钱，现在让我上哪儿借！” 故事的主人公叫刘朝旭，一个北京知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一样，响应号召，来到了广阔天地，在陕北延安的黄土高坡上插队落户。 你可能要问，1973年有什么特别的？那年，停滞多年的高考以一种新的形式“复活”了——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这可不是凭考试分数，而是靠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对于无数知青来说，这不亚于一道光，照进了他们看似前路漫漫的农村生活。 刘朝旭就是那个幸运儿。因为表现好，踏实肯干，村里的贫下中农和队干部一致推荐他上大学。这在当时，是能改变一生命运的大事。 拿到通知书那天，刘朝旭的心情估计比延安的日头还热。告别了朝夕相处的知青伙伴，他想着，无论如何得去跟队长石可信一家告个别。这几年，队长没少照顾他们这群从城里来的毛头小子。 天色擦黑，他走到了队长家那排土坯房的窗根儿底下。正准备敲门，却听到屋里传来了队长和媳妇的对话声，他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 “朝旭要走了，这娃出息了。咱得想办法给他凑点路费。” 是队长石可信压低了的、又粗又闷的声音。 队长媳妇带着愁气和无奈：“你说的轻巧！上次为了给知青点买那口大铁锅，你把家里最值钱的羊皮袄都卖了。现在天越来越冷，你让我上哪儿去借？” 就这么两句话，像两记重锤，砸在了刘朝旭的心上。他愣在窗外，脚下像生了根，再也挪不动一步。 那时候的陕北，穷是真的穷。对一个农民来说，一件厚实的羊皮袄，那就是过冬的“命根子”。陕北的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刮，没件像样的御寒衣物，根本熬不住。 队长石可信卖掉自己的羊皮袄，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刘朝旭他们十几个知青能用上一口结实的大铁锅，好歹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你想想，一群十七八岁的城市青年，饭都吃不饱，吃不好，那是什么光景？队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队里也穷，拿不出钱。最后，他只能脱下自己身上的袄，换了钱，给知青们添了家当。 这事儿，队长两口子干得悄无声息，要不是偶然听到，刘朝旭可能一辈子都蒙在鼓里。他只知道那口新铁锅让大家的伙食改善了不少，却不知道背后是一个庄稼汉最朴素、最沉重的付出。 而现在，为了给他凑点回城的路费，这个已经卖了“命根子”的男人，又要开口去求人。 队长媳妇的话里没有埋怨，更多的是心疼和无力。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善良和道义，有时候真的会被贫穷 逼到墙角。 窗外的刘朝旭，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他没有推门进去，更没有说“队长我听见了”。他知道，一旦点破，以队长的性格，只会更加局促不安。他能做的，只是悄悄地转身，把这份恩情，像烙印一样刻在心里。 这种关系，在知青和农民之间，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当然，我们不能理想化那段历史，知青和当地农民的矛盾、隔阂也屡见不鲜。 生活习惯的差异，思想观念的碰撞，都可能产生摩擦。但与此同时，像石可信与刘朝旭这样，在共同的艰苦劳动中建立起类似亲情的深厚联结，也同样真实存在。 这背后，其实是城乡之间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碰撞和融合。城里来的青年，带来了新知识、新眼界；而农村的广阔天地和质朴的农民，也给这些青年上了最深刻的一堂关于中国国情的实践课。他们学会了分辨麦苗和韭菜，更学会了分辨人心的冷暖和真情的可贵。 而像石可信这样的基层推荐人，他们手中的“权力”其实很小，小到只能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名额。但他们行使这份权力的标准却很大，大到完全基于一个人的品行和表现。他们用自己最朴实的价值观，守护着那个年代里为数不多的公平。 后来呢？刘朝旭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工程师，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个在窗外听到的夜晚，没有忘记那个卖了羊皮袄的队长。 成名之后，他多次回到那片黄土地，去看望队长，去回报那片曾经接纳他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