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开封解放前夕，河南大学做出一个破天荒的决定，举校南迁，三千多名师

1948年6月，开封解放前夕，河南大学做出一个破天荒的决定，举校南迁，三千多名师生在校长带领下转移到了苏州。正是这一举措将河南大学彻底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1948年春天，开封城的槐花刚刚落尽，街头巷尾却开始传起些不安的风声。 河南大学的校园里还维持着表面的平静，讲台上的教授照常翻开教案，讲着文法与生物；图书馆的长桌前依然坐着成排的学生，伏案抄写着那密密麻麻的笔记。 可谁都知道，这一切的安稳，都像窗外那株树上的落叶，风一吹，就要散。 这年头儿，谁还敢说自己日子安稳？ 前线的消息一天比一天紧，解放军南下的脚步已经踩在豫东的土地上。 从徐州打到兰封，从陈官庄打到民权，子弹声隔着几十里也能传来低沉的回响。而开封，就像一块被拉扯得愈发薄的布，眼看着就要撑不住了。 河南大学坐落在城中心，几十年风雨过来，那红砖灰瓦的校舍已经是中原地界最硬气的一角。 谁要是不知道河大这名字，八成是没念过几年书。 1944年全国高校评估，河大排第六——不是第十六，也不是第六十，是实打实的第六。 在北边，除了北大、清华，能站上这块牌子的高校不多。 当时的河大，有六个学院十六个系，学生超过三千。 讲台上的人，不是留美博士就是从英伦归来的老学人。中原一带的青年学子挤破了头想进这个校门，连鲁豫边的小村子里都能听见“河大出的才子在南京做官啦”的传闻。 从战火中搬回来的这几年，河南大学的发展几乎称得上飞速。 不光是学科全面、师资强悍，连校园也越修越大，南关、鼓楼、本部三处校区连成一片，讲堂、图书馆、医学院、实验室，一应俱全。 可这热闹才没几年，形势就变了。 1948年5月，南京发来电报，说是考虑到河大地处战区，为了“保存高等教育火种”，决定让学校整体南迁，目标是苏州。 一纸调令，让整个校园的心都揪了起来。 不是没人想走，也不是没人想留下，而是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所好端端的学校，要在开封这片土地上连根拔起。 姚从吾校长收到电文后沉默了很久。 他是个讲原则的人，从来不轻易妥协，可这一回，情势实在太过复杂。 战火逼近，政府那边催得又急。 不走，就等着被合并、被接收；走，便是一条没有归路的迁徙。 校务会上坐着的那些教授，谁不是拖家带口、在开封安了窝的？就在这左右为难的节骨眼上，城外又传来动静。 听说有一批河大师生已经出城，一路往徐州走，路上甚至有人拦着喊：“教育部布告贴出来了，学校迁苏州啦！”一时间人心浮动，有的学生连行李都没顾得上收拾，带着铺盖就出了城。 其实就在解放军第一次打进开封那几天，前线司令部贴出一张《保护河南大学令》，写得明明白白：禁止军民进入学校，图书、仪器、设备一律不得破坏，违者严惩。 这道命令贴在校门口，也贴在相国寺，红底黑字，挺扎眼。 从战事来看，解放军是把河大当宝贝一样看的，连枪炮声都绕着校园走，图书馆的玻璃都没震碎一块。 也不是所有人都往苏州去。 一些老师和学生没出城，而是转头进了豫西，他们是打定主意要投奔解放区的。 报社的记者、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学生代表，几十个人走出城墙，在鲁山、宝丰汇合。中原局知道这批人分量不轻，干脆因势利导，在宝丰成立了“中原大学”，校务委员会上那几个名字，一看就是从河大“剥”过来的。 这所中原大学后来搬去了武汉，再后来，又成了今天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 这一来，河大算是“一分为二”了。 留在开封的散了，去了解放区的建了新校，而南迁的队伍还在赶路。教育部命得紧，说是9月1日不到苏州报到，就取消学籍、停发薪金。 这话不是说着玩的。那年头的大学生，大多是吃公家饭的公费生，真要断了这份粮，一半人都得辍学。姚从吾校长咬着牙从南京折回，到了苏州，挨家挨户找房子，旅馆、会馆、祠堂全都变成了临时教室。 学生住在东吴旅馆，行李不到，课本不全，住一宿花一个月的钱，苦是苦，但总算人到齐了。 为了撑起教学，学校从上海、南京请来不少知名教授，钱穆、郭绍虞都在名单上。 这阵仗表面看还算体面，可私底下谁都知道，苏州不是河大的根。这是一所流亡的大学，挂着河南的名字，却漂泊在江南水乡。 1948年年底，姚从吾悄然去了台湾。 一时间群龙无首，教学秩序几近瘫痪。就在这紧要关头，沪宁一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介入。 于是多方沟通，重建教授会、学生会、职工会，三方共管校政，才算把这摊摊子稳住。 没多久，苏州解放，军管会进城，河大顺利接管，连一点骚动都没起。 那时候，正值各地“参军参干”的热潮，河大的六百多毕业生和在校生，扛着行李就去了部队、政机关。 1949年7月，河大在苏州的部分教学班子和学生登上专列，北返开封。 人是回来了，牌子也在，但原先的辉煌早就随风飘散。 中原大学已经壮大，新政权下的教育体系也不再给予河大昔日的地位。它成了一所重要却不再被中央倚重的大学。 河南大学后来经历了几次更名、调整、合并，直到今天终于重新站上国家“双一流”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