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1949年冬天，战争的气息已经渗入清华园的每一个角落，梅贻琦在清华担任校长已经第十七个年头，他本是个寡言少语之人，却被学生们团团围住，有人眼圈泛红，有人沉默不语，还有人紧握着衣角。 气氛压抑得像一层积雪，重重地压在每个人心头，这个清华园里最沉稳的老校长即将离去，谁也无法阻止。 那天他穿着一件灰色长袍，面色平静，他没有流露太多情绪，只留下了一句沉重的解释，这一别，成了他和清华、和那片他耕耘多年的校园的永久分离。 他所惦念的，不是自己在清华的职位，也不是未来的安危，而是一笔钱，这笔钱并不普通，是清华大学赖以为继的基金。 它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庚子赔款，是当年美国退还中国后专门划拨用于教育的部分，专为清华所设，这笔钱被存放在海外，由清华校方管理，梅贻琦知道，在战乱和政治变动中，这样一笔资金若没有人负责守护，极可能被挪作他用，一旦失去它便不再属于教育。 他深知这笔基金是清华继续存在的根基，不是因为建筑物，而是因为这笔钱维系着师资、教学、科研、设备，它维持着“大学”的血肉，他必须带着这笔钱离开大陆，才能确保它日后仍能用于培养中国的下一代学者和工程师。 离开大陆之后，他辗转上海、香港，又去了美国，在海外几年间，他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身上始终只带着一个皮包，里面放着清华基金的全部账目，他亲自核算每一笔利息和开支，不容一丝差错。 他的夫人韩咏华在国外靠打零工维持生活，有时在帽厂缝制，有时在医院做临时看护，他们节衣缩食，所有积蓄都留给了基金账户，从未动用分毫。 1955年，梅贻琦带着清华基金的利息回到台湾，他在新竹赤土崎一片荒地上开始筹建一所新学校，延续清华的教育传统。 他亲自参与校舍规划和教学体系设计，起初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所，几位教授共同商议课程，器材和书籍多由他出面从海外采购，他坚持教授治校的传统，不因外界干扰而改变。 1958年，新竹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与当时台湾多数高校不同，它从一开始就注重基础科学与工程训练，力图传承清华原有的学术精神。 校内没有浮夸，没有装饰，梅贻琦仍穿着灰色长袍，在食堂用餐，走在尘土飞扬的校园里，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依旧每日清点基金账目，直至病逝，去世时，他唯一留下的遗物，就是那个账本完好、数字清晰的皮包。 就在他南渡第五年，他的独子梅祖彦选择走上了另一条路，那时的梅祖彦已经在美国完成了学业，先是在伍斯特理工学院毕业，又在伊利诺理工学院深造，同时还受雇于一家工程公司，学业优异，前途光明，他却放弃了国外的研究与薪资，选择回到祖国。 他从美国赴法国，再辗转到香港，最终抵达北京，他悄悄加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开始从讲师做起，埋头研究水力机械技术。 他专注于混流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的研究，几十年如一日，直到1984年，他的研究成果终于被国家水利工程采纳，也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梅祖彦在清华任教近半个世纪，从未离开讲台，他不曾回避家族的历史，也不曾借父名自重，他深知自己选择了一条与父亲不同的道路，但目标始终相同，用知识建设国家。 1996年，年近七旬的梅祖彦获准赴台，在新竹清华园的“梅园”里，他跪在父亲墓前，此时的校园已是满园梅花，春风和煦，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长跪不语，他们分离已久，此刻却借这一跪完成了对彼此的理解和回应。 父亲守护的是教育的物质根基，儿子奉献的是知识的现实成果，他们各自完成了自己在时代赋予下的责任，教育是一条漫长的路，在不同时代，它需要不同的人，去守、去做、去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