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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二战的结束。
1946年5月，由战胜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那些在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
这场原本应是正义审判邪恶的重大案件，却在庭审过程中演变成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局面。
其中，拒不承认自己罪行的日本战犯，尤其是曾策划“九一八”事变并创建伪“满洲国”的板垣征四郎，表现得尤为猖狂。他不仅拒绝承认任何罪行，还在法庭上扬言要与法官“大战三百回合”。
庭审一度陷入僵局，无法取得突破。
直到1946年8月16日，一个关键证人的出现，才让案件有了转机。当板垣征四郎看到此人时，他的表情瞬间从狂妄转为惊慌失措，手指颤抖地不停拨弄同声传译器的耳机电线。
为什么东京审判会陷入僵局？是谁改变了局势？为何板垣征四郎会对这个证人如此惶恐？
法庭的闹剧
1945年，日本战败后，这片曾经繁华的土地成了废墟，但东京的一个地方依旧保持完整——那便是二战期间，日本主要战犯的总指挥部，位于“旧日本陆士”的校区。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这个地方开始审判日本战犯。这个选址本身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实际上，美英两国却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陷阱。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了进行这场世纪审判，美英决定采用欧美现代法律体系，这意味着遵循无罪推定和证据原则，法官要保持中立，控辩双方可以在法庭上激烈对抗。
原计划是进行一次公平的审判，但由于这一原则的实施，战犯们反而找到了可乘之机。
他们通过“公平”原则，不仅为战犯安排了律师，而且没有限制律师的人数。于是，日本右翼分子为战犯招募了一支庞大的律师团，甚至有欧美顶级律师加入其中。
这些律师非常“敬业”，他们为战犯们提供了大量有力的辩护建议，甚至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让法庭陷入困境。
在法庭上，日军战犯们一个个装傻充愣、拒绝回答问题，甚至有的表现得像是疯了。大川周明，这位“日本法西斯之父”，在法庭上突然跳起来，给东条英机一个大巴掌，弄得东条英机一头雾水。后来，大川周明装疯卖傻，最终被诊断为“精神病”，因此逃脱了审判。
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在法庭上完全利用了“有权保持沉默”的原则，面对所有提问，他保持沉默，甚至假装听不见。
作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最为嚣张，对指控的侵华罪行置若罔闻，甚至在法庭上向检控方挑衅，扬言要与他们“大战三百回合”。
而在欧美律师的帮助下，还有一些日本战犯通过伪证来为自己辩护，导致庭审陷入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检控方却显得束手无策。由于对欧美法律体系的不熟悉，中方检察官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反而被辩方律师反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曾在庭上指证日本的罪行，但却被辩方律师嘲笑为无证据，差点被赶出法庭。秦德纯愤怒地喊道：“这不是什么审判，简直是犯人在审我们！”
在这样的庭审氛围下，日本战犯们更加放肆，认为自己最终会被无罪释放，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庭审陷入僵局之时，中国控方向法庭提供了一个关键证人。
关键证人的出现
1946年8月16日中午，法庭内的气氛发生了剧变。一个瘦高的中国男子走进法庭，他的出现令板垣征四郎等日本战犯脸色大变，特别是板垣，他的表情从狂妄转为慌乱，甚至开始不停地拨弄同声传译器的耳机线。
这个人到底是谁，能让板垣征四郎如此恐慌？
当法官询问此人姓名时，他答道：“溥仪，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的出现使得庭审发生了重大转折，因为溥仪曾是伪“满洲国”的皇帝，而板垣征四郎则是当时的幕后策划者之一。此前，板垣一再否认自己与伪满洲国的关系，声称溥仪是自愿担任“皇帝”的。而现在，溥仪亲自出庭作证，这无疑揭穿了板垣的谎言，直接将他与其他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溥仪的被捕与审判
溥仪是如何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呢？
1945年8月19日，伪“满洲国”灭亡后，溥仪和他的“大臣”们被苏联军队逮捕。当时的溥仪对自己的处境并不忧虑，反而心情较为放松，因为他知道自己与苏联并无过节，且被囚禁的待遇也很宽松。
最初，溥仪被关在赤塔的疗养院，享有与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甚至可以自由外出。然而，几个月后，他被告知要被送往日本东京，这让他心生疑虑，开始担心自己会被交给蒋介石处理。
然而，溥仪的担忧并未成真，苏联并未将他交给国民政府，而是将他送往东京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
溥仪在法庭上的表现
溥仪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傀儡”身份毫不避讳，他直言不讳地揭露了自己在伪“满洲国”中的所作所为，并且指出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后，策划了伪满洲国的创建，并以“炸弹花篮”威胁溥仪前往东北。
法庭上的溥仪激烈控诉板垣征四郎，并称自己在伪满洲国的14年经历是一场“猴戏”。他还指证了自己如何被日本人操控，成为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
溥仪的证词成为了将板垣征四郎等战犯定罪的重要证据，为他们的最终审判铺平了道路。
最终结局
1950年8月3日，溥仪从苏联被遣返回国，最终没有面临惩罚。1959年12月4日，溥仪作为首批特赦战犯之一，重新回到了人民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