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慈禧震怒，派曾国藩前去彻查，不料，曾国藩拖延数日才动身，审讯时也是一言不发，主审官员密报慈禧：再查大清就完了.... 1870年夏天，南京城的阳光毒辣，空气仿佛也被晒得发烫，就在这样一个正午，江宁将军衙门门前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两江总督马新贻刚从校场阅兵回来，身穿整齐官服，神情威严地走下石阶，百姓和兵勇站在两旁，维持着秩序，就在马新贻低头接过一封状纸时，一个布衣男子从人群中猛然跃出，手中寒光一闪，一把匕首直刺入马新贻右肋，总督踉跄几步，倒在石阶之上，血迅速染红了地面。 这名刺客名叫张文祥，行刺后当场被擒，他神情冷漠，任凭押解，没有挣扎，当天夜里，马新贻伤重不治身亡，成为清代罕见的在任总督被刺事件，消息传回北京，朝廷震怒，同治皇帝震惊失色，慈禧太后更是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彻查此案，她调令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南下主持调查。 曾国藩接到命令后，并没有立即动身，他在保定停留了十七天，期间以公务繁忙为由拖延，朝廷连发多道催促文书，他才终于启程，这位曾经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统帅，没有乘坐传统官船，而是选择了西洋蒸汽火轮，悄然沿江而下，船舱中，他没有与随从交谈，整日闭门不出，神情凝重。 抵达江宁后，曾国藩并未如外界所期待般雷厉风行，他在审讯中几乎没有发言，仅仅旁听，偶尔在卷宗上批注，字迹潦草，情绪难明，主审官员郑敦谨、魁玉等人对张文祥展开了连续数日的审问，张文祥承认行刺，却坚称是出于私人恩怨，与他人无关，他拒不透露是否有幕后指使，甚至连为何选择此时此地行刺也语焉不详。 这一说法引起了怀疑，马新贻是朝廷重臣，又身边护卫森严，张文祥一介平民，如何能成功刺杀？他为何能够接近总督，又为何穿着类似兵勇的衣服混入官署门前？这些疑点让人难以相信这只是一次单独行动。 与此同时，曾国藩的行为也让官场众人感到困惑，他昔日一向刚正不阿，对于朝廷差事从不推诿，此番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迟疑，他在案宗上多次批注“疑”字，却始终不下定论，不仅如此，他在奏折中也未对案件定性，只是反复强调案情复杂，需谨慎处理。 这起刺杀案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更深的权力纠葛，马新贻并非普通地方官员，他的上任本就是朝廷的一步棋，太平天国虽已覆灭多年，但其遗留问题仍未解决，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兵权与财富，尤其是在南京攻陷后，有关“天国财宝”的传闻甚嚣尘上，朝廷怀疑湘军将领私吞军资，甚至庇护太平天国余党。 马新贻被派任两江总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查湘军旧部的动向，他与曾国藩虽有旧交，却在职责上存在微妙对立，马新贻上任后，确实展开了一系列清查行动，特别是对太平天国旧财的去向进行了摸查，他的行为引起了地方军头的不满，尤其是湘军系统内部的不安，有传言称，马新贻曾暗中调查曾国藩胞弟曾国荃在南京城陷时的行为，这无疑触动了湘军集团最敏感的神经。 案发后，关于张文祥的身份也众说纷纭，有说他是太平天国余部，也有说他曾受湘军裁撤之苦，心怀怨恨，还有一说，他原是马新贻旧部，因被弃用而怀恨在心，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无法解释他如何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靠近总督身边，并一击致命，有人怀疑他受人指使，但他始终三缄其口，也有人认为他是被利用的牺牲品，真正的主谋另有其人。 审案期间，江宁布政使孙衣言与营务处总办袁保庆拒绝在结案文书上签字，理由是案情未明，证据不全，而郑敦谨在向朝廷呈报结案后，便以身体不适辞官归里，终生不再出仕，种种迹象表明，案件的背后极可能牵涉到更高层级的权力斗争。 朝廷最终接受了“私人仇杀”的结论，将张文祥定为单独行动，并将其凌迟处死，马新贻被追封为太子太保，赐建祠堂，以示褒奖，而曾国藩也在不久后调任两江总督，重新掌控江南军政局势，他在任上大力整顿海防、裁撤冗兵，表现出一贯的治军风格，但始终未再提及刺马案半字，两年后，他病逝于任上，享年六十一。 这场震惊朝野的刺杀事件，最终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方式落幕，真相被层层包裹，疑点未曾彻底揭开，民间对此案的猜测与议论从未停止，甚至百年之后，依然有人在翻阅旧档中寻找蛛丝马迹，2023年南京某博物馆举办晚清奇案特展时，新的史料陆续曝光，其中包括湘军密档、地方志补遗以及马家后人提供的族谱残页，这些材料虽未能彻底揭示真相，却让人再次意识到，马新贻之死，绝非一场简单的个人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