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绝不是晚多少年的问题，也不是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的问题，而是被反革命斩尽杀绝，从此再无革命者生存之处，再无革命者了。[凝视] 1927年9月29日晚，湖南永新县三湾村的一座祠堂里，煤油灯忽明忽暗。34岁的毛泽东正在给仅剩的700多名起义战士开会，这支队伍9天前还有5000多人。 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士气低落到极点，据当时参会的罗荣桓回忆，许多战士悄悄离队，连排以上干部也有人开小差。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一句话：“愿意跟我走的站左边，不愿意的可以回家，发给路费。” 这次改编确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原则：支部建在连上。从此，这支队伍有了灵魂。10月，毛泽东带着这支队伍上了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选择农村而非城市，在当时引发巨大争议，1927年4月到7月，上海工人起义失败，广州起义失败，党员人数从近6万锐减到1万多人。苏联顾问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离开工人阶级就是背叛革命。 毛泽东却看到了不同的现实，他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湖南农民运动参与者达200万人，直接行动者至少有1000万人。这个数字占当时湖南人口的三分之一。 井冈山时期的生活极其艰苦，红军战士每天只有5分钱的伙食费，一般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冬天没有棉衣，许多战士赤脚行军。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1928年4月，朱德率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红四军正式成立。到1930年，根据地已经发展到江西、福建等6个省的50多个县，红军发展到10万人。这证明了农村道路的可行性。 长征是检验这支队伍的试金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苏区。出发时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最艰难的是四渡赤水期间，国民党军40万人围追堵截，红军多次陷入绝境。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局面开始扭转。他采用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的战术，在赤水河两岸来回穿插。蒋介石在给部下的电报中承认：“共军行动飘忽，难以捉摸。”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1938年5月写成《论持久战》。当时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国内弥漫着悲观情绪。毛泽东通过分析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得出抗战必经三个阶段的结论，最终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这本仅5万字的小册子，成为抗战时期影响最大的军事理论著作，白崇禧看后称赞：“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个战略构想了不起。”连日本军部也专门研究这本书。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对即将进京的干部说：“进京赶考去了。”当时的中国，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的10%，钢产量15.8万吨，还不如比利时一个小国，全国5.4亿人口中，文盲占80%以上。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第一场深刻变革，到1952年底，全国3亿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湖南韶山的农民唐建国回忆：“分到地那天，我爹抱着地契哭了一夜。祖祖辈辈都是佃户，做梦也没想到能有自己的地。” 扫盲运动同样意义重大，1952年开始的扫盲运动，采用“小先生制”，即识字的教不识字的。到1964年，全国已有1亿多人脱盲。山西农民张秀英说：“40岁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第一次不用按手印了。” 今天回看这段历史，一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1930年，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李德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坚持正规战、阵地战，结果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 而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看似“土气”，却让弱小的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这说明了什么？革命不能照搬外国经验，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 信源： 坚定理想薪火传·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