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代号“608”的地下党，因唯一的交通员病逝，和党组织失联，这时，他想起了交通员生前的交代：“我若出事，你可以看报纸！” 1949年1月的北平，寒风如刀，街巷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息。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城内的国民党军警四处搜捕，空气中仿佛凝结着即将到来的巨变。在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里，王敬贤裹紧了大衣，低头快步穿过人群。他的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一名文员，但真实身份却是一个代号为“608”的中共地下党员。此时，他口袋里揣着两份足以改变北平命运的情报：一份是傅作义计划秘密处决草岚子监狱80多名政治犯的命令，另一份是军统策划暗杀何思源、梁思成等和平人士的阴谋。可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与组织的唯一联络员老曹因病去世，王敬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老曹，一个不起眼的羊肉摊贩，代号“牧羊人”，是北平城内六个情报点的关键纽带。他的突然离世让王敬贤失去了与华北局城工部的联系。时间紧迫，情报如烫手山芋，他急得夜不能寐。就在绝望之际，他猛然想起老曹生前的一句话：“若我出事，你就看报纸！”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此刻成了唯一的希望。 王敬贤开始每天翻阅《平民日报》，这份由国民党北平行辕主办的报纸，副刊编辑李炳泉却是地下党的一员。他一字一句地读，试图找出隐藏的线索。1月15日，他在副刊角落发现了一则广告：“敬启者：本人已抵平，三日后于望海楼答谢亲友。”表面看是普通的寻人启事，但王敬贤心头一震。 “抵平”暗指新联络员已到北平，“三日后”不是字面意思，而是当天下午三点，而“望海楼”则是前门外阳平会馆的代号——一个自1938年起就由晋察冀社会部秘密掌控的戏楼。 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决定当天下午前往接头。然而，命运总是爱开玩笑。就在他准备出发时，保密局突然召集紧急会议，部署所谓的“肃奸行动”。作为局内工作人员，王敬贤不得不参加，会议拖到下午五点才结束。等他匆匆赶到阳平会馆，戏楼里只剩空荡荡的舞台和角落里一个粉笔画的十字标记——地下党的撤离信号。 错过接头让王敬贤心急如焚，但两份情报的紧迫性不容他停下脚步。他想起城内还有一个备用联络点——教子胡同的三义书店。这家书店表面售卖文史典籍，实则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然而，书店的同志并不认识他，贸然接触可能被误认为是特务。王敬贤决定冒险一试。 1月17日傍晚，寒风吹得胡同里的枯叶沙沙作响。王敬贤来到书店门口，故意装出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在门前反复踱步。果然，他的举动引起了店内工作人员的注意。一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代号“小方”的书店负责人肖田，警觉地观察着他。见王敬贤迟迟不进店，肖田索性派人将他“请”进了书店后院。 “你是谁？在这儿转悠什么？”肖田语气冷峻，眼神像刀子般锐利。 王敬贤镇定自若，低声说道：“我是自己人，代号608，有紧急情报要上报。”他没有直接说出情报内容，而是准确背诵了1948年华北局城工部制定的《秘密工作十二条》中的关键条款。这些条例只有核心地下党员才会知晓。肖田听后，眼神稍缓，但仍未完全信任。 为了进一步确认身份，肖田带他来到骑河楼医院——一所表面普通、实为地下党据点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在医院的秘密会面室里，王敬贤接受了三重验证：他先背诵了1947年5月华北局会议的核心文件内容，接着模仿了老曹生前独特的敲门暗号，最后从衣领夹层取出了一枚刻有“608”的铜牌。每一项验证都如同一场生死考验，稍有差错便可能万劫不复。 1月18日凌晨，医院的会面室里烛光摇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终于确认了王敬贤的身份。王敬贤迅速将两份情报和盘托出：傅作义的处决计划和军统的暗杀阴谋。崔月犁听后神色凝重，立刻通过秘密电台将情报传至西柏坡。中央军委收到消息后，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命令东北野战军调整部署，增加对北平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在谈判中向傅作义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其停止一切破坏行动。 1月19日，局势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傅作义感受到来自解放军的强大压力，同时地下党的政治攻势也让他动摇。1月22日，他终于在和平协议上签字，草岚子监狱的政治犯得以解救。何思源虽在1月18日遭遇特务炸弹袭击，但因提前转移仅受轻伤。 王敬贤并未就此松懈。他利用在保密局的身份，继续搜集情报。1月25日，他获取了一份代号“G计划”的机密文件，详细记录了国民党撤退时计划破坏北平水厂、电站等基础设施的方案。这份情报被迅速送往西柏坡，为北平的和平解放扫清了最后障碍。 1月31日，北平城头红旗飘扬，这座千年古都未被战火损毁，完整地迎来了新生。 这场无声的战斗，不仅促成了傅作义的起义，也保护了北平的文化遗产与无数生命。据史料记载，北平和平解放避免了约20万军民的伤亡，保住了故宫、颐和园等重要历史遗迹。王敬贤的行动，正是“北平方式”成功的关键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