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那时候的中国，医疗条件差得让人揪心。抗日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前线士兵拼了命，后方百姓也苦不堪言。可受伤后呢？伤口感染几乎是死刑判决书。青霉素在西方已经救命无数，但对中国来说，它是天边的星星，看得见摸不着。1941年，盟军把这药当军事机密捂得死死的，连技术细节都不肯透露。中国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伤员咽气，连个像样的抗生素都没有。这不是天灾，是人祸，是战争的残酷放大镜。 汤飞凡不是普通人，他是留洋归来的科学家，懂微生物学，知道青霉素的原理。他在上海的实验室里，眼看着细菌肆虐，心里不是滋味。数据摆在那儿：伤口感染死亡率高得吓人，尤其是破伤风和败血症，简直是无解的魔咒。他不是没试过别的办法，磺胺类药物有点效果，但跟青霉素比，差远了。他知道，要救人，青霉素是唯一出路。 汤飞凡不是愣头青，他有脑子也有胆子。他找到李约瑟，不是为了抱怨，而是要干实事。李约瑟是英国来的学者，抗战期间在中国跑来跑去，帮着记录科学情况。汤飞凡跟他聊过不少，知道这人能搭桥。他俩一拍即合，汤飞凡提出要自己搞青霉素生产。这不是说着玩的，西方不给技术，那就自己摸索。他心里清楚，这条路不好走，但不走就只能等死。 当时条件有多烂？实验室破破烂烂，设备是东拼西凑，连培养细菌的培养基都得省着用。战争把资源都掐断了。 汤飞凡没被这些吓倒。他带着几个助手，从最基础的开始——找青霉素菌种。这东西不是随便就能捡来的，得从自然界里筛。霉菌到处都有，但能产青霉素的青霉菌可是稀罕货。他和团队没日没夜地采样、培养、试验，手都泡烂了，眼睛熬红了。每次失败都像一记耳光，但汤飞凡不服输。他常跟助手说：“咱们不干，谁干？” 1943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培养出了能产青霉素的菌种。这不是运气，是硬碰硬试出来的。汤飞凡用显微镜盯着那些菌落，确定它们是真的能干活，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是生产，难上加难。没工厂，没机器，他就带着人用土法子，手工提取青霉素。效率低得要命，一天下来也就弄出几克药，可这几克救的命却是实打实的。 他还得解决稳定性的问题。青霉素这东西娇气得很，温度高了不行，时间长了也坏。他研究怎么保存，试了各种法子，最后弄出个粗糙但管用的冷冻干燥法。1944年，第一批青霉素终于用上了战场。效果立竿见影，伤员的感染控制住了，死亡率直线下降。这不是神话，是汤飞凡用命换来的。 这事儿不光是造药那么简单。汤飞凡开了个头，证明中国人不是只能靠别人施舍。战时青霉素产量少得可怜，只能先给部队用，但这已经点燃了希望。老百姓听说有救命药，士气都高了几分。后来，他把技术教给更多人，慢慢地，生产规模大了，药也便宜了。1945年抗战胜利，这药开始走进医院，救的命越来越多。 再说李约瑟，这哥们儿也帮了不少忙。他回英国后到处讲中国的抗战科研，汤飞凡的名字传到了国外。西方那些藏着掖着的大国听着都脸红。这不是打脸是什么？一个被战争踩在脚底的国家，居然自己搞出了他们的“机密”。 汤飞凡没停下来。抗战一结束，他把目光放远了。青霉素只是开始，他想让中国有自己的药厂，不用再看别人脸色。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投身疫苗研究，后来搞出了牛痘疫苗，灭了天花。这老兄一辈子都在跟病魔死磕，1958年去世时，才54岁。有人说他累死的，不奇怪，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太拼了。 他的贡献不只是药本身。战时那环境，能干成这事，靠的是脑子、胆子和一股子硬气。他没靠洋人，没等救济，自己动手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不光救了当时的人，也给后来的中国药业铺了路。现在咱们用的抗生素，多少都有他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