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张学良被送到台湾软禁，保密局每月拨付5万元，用于张学良等人及特务队的伙食。每四天买一次菜，猪半只，鸡都是整筐买，另外还有鱼、罐头等等，当时的冰箱，除了放冰块外，还有一种点灯的瓦斯冰箱。 （信息来源：人民网——死里求生 揭秘张学良在台湾这三个地方幽居45年） 1946年深秋，台湾新竹五峰乡的清泉温泉，夜色如墨，煤油灯的微光在破旧木屋里摇曳。屋外，山风呼啸，夹杂着特务巡逻的脚步声。屋内，张学良低头翻着一本泛黄的《明史》，手指摩挲着书页，眼神却飘向窗外无尽的黑暗。旁边的赵一荻正小心翼翼地整理一筐刚送来的活鸡，灶台上，半扇猪肉散发着淡淡的腥味。 1946年10月，张学良被秘密押送到台湾新竹五峰乡的清泉温泉，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软禁生涯。这不是舒适的隐居，而是从“东北少帅”到阶下囚的骤然坠落。清泉温泉地处偏僻，木屋是日军遗留的旧址，墙板缝隙透风，屋顶漏雨，夏天闷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让人直打哆嗦。保密局每月拨付5万元旧台币，用于张学良、赵一荻及十余名特务的伙食开销。听起来不少，但在战后台湾物价飞涨的年代，这笔钱不过勉强糊口。 每四天，特务们下山采购一次，扛回半扇猪肉、一筐活鸡、几尾鲜鱼，还有稀罕的罐头食品。厨房里没专业厨师，特务们自己操刀，猪肉切块炖汤，鸡杀了清蒸，鱼煎得焦黄，味道却总是差强人意。储存是个大问题，家里有台瓦斯冰箱，得点灯制冷，可燃料常不够，食物放两天就容易馊。赵一荻不甘心吃得单调，硬是在屋后开垦出一小块菜园，种些青菜、葱蒜，偶尔还能摘点自家养的鸡蛋，添点新鲜滋味。张学良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半开玩笑地说：“你这赵四小姐，比我这少帅还像个庄稼汉。”她笑笑，没接话，手里却没停下锄地的动作。 这日子表面上吃穿不愁，实则处处受限。宅子外，数十名特务轮班监视，24小时不离人。通信、访客、书籍，全得经过审查。张学良想读本英文杂志，特务得先翻个底朝天；赵一荻想写封信给远方的亲人，信纸还没寄出就被扣下。他们像被困在金丝笼里的鸟，华丽却无自由。 1948年，命运似乎给了张学良一丝喘息的机会。蒋介石担心他在山区熬坏身体，引发外界非议，便将他迁到高雄西子湾的一栋海滨别墅。这里临海，空气清新，椰林摇曳，远比清泉的破木屋舒适。可高墙和特务的影子依然如故，自由仍是奢望。 张学良开始试着找点乐子。他喜欢上了网球，挥汗在院子里打上几局，偶尔也拎着鱼竿去海边垂钓。一次，他钓到条大鱼，兴冲冲拿回厨房，赵一荻笑着接过，却发现冰箱又坏了，鱼放了一夜就馊了。她叹了口气，掩住失望，端出盘炒青菜：“凑合吃吧，明天再试试。”张学良拍拍她的手，眼神里满是歉意。这对伉俪，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用点滴日常对抗着命运的压迫。 张学良曾是统领百万东北军的少帅，1936年西安事变，他以一己之力促成国共合作，改变了抗战格局，却也让自己从此身陷囹圄。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做对了国，却错了对己。”赵一荻从不埋怨，她陪着他从东北到台湾，从风光无限到困顿不堪，用行动诉说忠诚。 1959年，张学良被迁往台北北投的台航招待所。这里条件更现代化，有稳定的电力和自来水，生活终于有了点“人味”。他开始自理部分开支，买了辆二手房车，偶尔在特务的陪同下兜风，感受片刻自由的幻觉。宋美龄来探望，劝他信基督教。他半信半疑，却在赵一荻的陪伴下走进教堂，渐渐找到精神寄托。 1964年，他与赵一荻正式结婚，补办了一场迟到几十年的仪式。教堂里，她穿着简单的旗袍，笑得温婉，他握着她的手，低声说：“这辈子，亏欠你太多。”她只轻轻摇头，眼中闪着泪光。 张学良开始沉迷于明代文学和满语研究，挥毫泼墨，题写“定远斋”的匾额，寄托自己对过往的缅怀。他还画扇面、写书法，试图在笔墨间找回些许尊严。赵一荻则把心思放在园艺和家务上，院子里种满花草，屋里总有她亲手做的点心香气。他们用这些琐碎的日常，抵御着时间的漫长与自由的缺失。 1975年蒋介石去世，软禁的氛围略有松动，但真正的自由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才到来。1990年，李登辉上台，张学良终于彻底恢复自由身。91岁的他没有选择回大陆，而是飞往美国，1994年定居夏威夷，过上平静的晚年。2000年，赵一荻因病去世，张学良独自面对最后的岁月。2001年10月14日，他在檀香山因肺炎去世，享年101岁。 张学良的幽禁生活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缩影，也是那个动荡年代的写照。据历史资料，他在软禁期间曾多次试图通过书信与外界沟通，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但均被拦截。他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从不后悔西安事变，但若重来，我或许不会送蒋介石回南京。” 这句坦白道尽了他内心的挣扎——忠诚与自由的矛盾，始终是他一生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