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张户口本上，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家庭出身”一栏，清晰地写着“满洲正黄旗·醇亲王府”。这并非简单的身份标签，而是帝国利刃下的贵族标记，记载的是一个王朝的最后呼吸。 1906年2月7日，北京的醇亲王府中迎来一个男婴。襁褓中，他神情安详。宫廷礼乐恭迎，命名为溥仪。他的诞生处在淸宫内廷最深处的位置，这不仅意味着身份，更意味着责任和命运。 溥仪出身于满洲贵族，所属正黄旗，是旗人中的高端阶层。他的父亲载沣是醇亲王，地位仅次于摄政王。他母亲苏完瓜尔佳氏，出身荣禄家族，系清朝外戚，权势显赫。两派权力交织，将小小溥仪的命运在未一岁前便井然定型。 正黄旗，不只是旗籍，而是高阶阶层的象征。旗人贵胄，享有特权和地位，也受到儒家文化熏陶和宫廷礼制吞噬。溥仪从小身边充斥管家太监、侍女导师，大屋内严密礼仪，外人少见。这让他从娃儿起就体会到：身份既是荣耀，也是不自由。 这份户口身份反映了他的初始位置——帝国下一任象征。年幼的他被寄托寄望，随之而来的是无数仪式、训练与期待。一个帝王从此刻便不是普通孩子，而是被制度捆绑的身份符号。 从户口本上那一行字，可以看见帝制末期的一个尴尬现实：皇室身份仍被制度认可，但世道早已变化。 宣统退位后，溥仪身份变成了普通百姓。种田、居住、户籍办理，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方式突然与王公重叠。他的户口本被刷涂后写入“民族：满洲正黄旗”，非满汉，显著区别；“籍贯：北京”，源于出生地；“父母姓名、职业、籍贯”一项，也标明了他的出处与家庭背景。 正是这份户口本，让人意识到两个世界的冲撞：一头是帝王、一头是平民。这个曾被“御赐龙袍”的孩子，后来需要凭身份证明身份摆在社区公安验视室；曾坐龙舟、御驾亲临，后来需跟普通人挤公交排队。 户口本成为一种社会象征：国家成立后，身份被国家机器梳理归类，个体身份不能再通过血统和旗籍定义，而必须服从国家制度。溥仪成了现实制度下的一个符号，一个既不是普通百姓，也非帝王的独特存在。 他曾做过傀儡皇帝，在傀儡国中穿戴光鲜，但他也成为新时代的常人。户口信息既还原了他身份的历史属性，也标志着他被现代制度接受但未完全融入——这种身份纠结，也映射出整个中国的转型时代。 这张户口本上的家庭出身，不只是生辰背景，而是一个帝国末裔的命运写照。从天子之府到社区户口，这一跳之间，是王朝的终结，也是个人身份的脱解与重塑。 溥仪的身份被记录下来，他成为一个历史节点上的见证。正黄旗、醇亲王府这些字样，隐藏着一种无声嘲问：权力虽已没落，身份却被制度延续。多少人梦见从权力中解脱，他却始终被身份困顿。 一个名字， 一个户口本，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跌宕：从帝国最后的皇帝到共和国的普通人，这之间的落差，被那一栏“家庭出身”刺痛地记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