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男婴因病就医，医院以急诊没人为由让男婴等等，怎料，男婴在等待治疗期间状况恶

广州，男婴因病就医，医院以急诊没人为由让男婴等等，怎料，男婴在等待治疗期间状况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医院未尽到急诊负责义务，对男婴的死亡负次要责任。律师找到男婴的家长，通过一番“努力”让家长获得了主责的赔偿。结果，起初希望拿20、30万元的家长，得知获赔88万元，律师拿走了55万元，不愿意了，将律师投诉到律协。（来源：大风新闻2025年7月16日报道）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

2019年底，男子韦某刚满6个月的二儿子生病，韦某带着二儿子在家附近的诊疗治疗无果后，又在2020年元旦当天凌晨5点许，带着二儿子前往医院就诊。

韦某到了医院，被告知急诊没人，需要等待。因为当时没有看到有多少病人，但又迟迟等不到医生，韦某随后多次询问医院的工作人员，但换来的都是再等等。

当日约8点左右，韦某发现孩子的情况恶化，便大声呼救，悲剧的是，韦某的孩子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尸检显示，为呼吸道异物吸入致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死亡。

事后，韦某难以释怀，认为孩子的死亡与家附近的诊所开的药有关，便向诊所讨说法，遭拒后，先是投诉，而后又是诉讼，最终法院判决诊所赔偿韦某2万元损失。

随后，韦某又觉得在医院排队的时间太久，使得孩子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又在2022年6月17日投诉了医院。

次日邓律师就主动联系韦某，称可以帮忙，并以一咨询公司的名义与韦某签订了一份咨询合同，咨询公司一方向韦某提供300个小时的法律咨询服务，韦某应支付的咨询费为所获得的医疗损害赔偿金23万元以上的金额部分。

2023年3月1日，鉴定机构接受了对韦某孩子死亡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的委托。

同年9月15日，鉴定结果认为医院在对韦某孩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对孩子的病情不够重视、未尽到急诊负责义务，一定程度上错过最佳救治时机等过错行为。与韦某孩子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过错参与度为16%至44%。

2024年5月31日，邓律师称赔偿下来了，与韦某碰面后，还多转给韦某2万元。

随后，韦某得知一共获赔88.8万元，想到自己儿子死亡，自己才拿了25万元，邓律师却直接拿走了50多万元，不愿意了，便跑到邓律师所在的律所找邓律师理论。

邓律师表示，如果按照鉴定结果，医院最多给韦某30多万元，如今之所以拿这么多，都是自己凭本事拿的，而且韦某本身也没有什么损失。同时表示愿意退给韦某8.3万元，前提是韦某需要再与自己签订一份委托合同。

韦某觉得不合理，但是也说不上来哪里有问题，便与邓律师又签了一份委托合同，约定律所指派邓律师为韦某服务，韦某一次性向律师支付律师费55.5万元。

过后，韦某从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处得知风险代理最多只能收标的额的18%，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于是便向律协投诉了邓律师。

由于投诉邓律师近1年了，至今没有收到律协的回复，韦某遂将此事曝光给媒体。

对此，邓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是风险代理，是与韦某商量了一个律师费的数字，然后做了韦某的代理人。

同时表示，是自己想办法让原本应该是次责的医院承担主责，韦某起初知道自己的付出、通知付钱，还签了合同，后来反悔了，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市场规则等等。

该事一时间引起热议，不少网友也对邓律师的收费提出质疑。

那从法律该如何看待此事呢？邓律师的收费是否合理呢？

风险代理是指当事人与委托代理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委托诉讼代理，当事人先支付较少的代理费（半风险）或不支付代理费（全风险），案件胜诉后当事人按照确认标的额的一定比例付给代理人作为报酬。

从现有信息来看，邓律师前期不收取韦某的费用，在案件办理成功后，再向韦某收取费用，符合风险代理的特征。

司法部、发改委、国家市监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规定，律师事务所在风险代理各个环节收取的律师服务费最高金额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标的额不足人民币1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标的额的18%；……

《律师法》第50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1-6个月处罚，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一）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

律师事务所因前款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对其负责人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体到本案，韦某获赔88万元，邓律师拿走55万元的代理费，占比高达62.5%，确实已经违规。不仅面临退款，还有可能让律所及负责人面临处罚。

这事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