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抗日英雄谢晋元遗孀带着4个儿女流落街头、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上海解放后，抗日英雄谢晋元遗孀带着4个儿女流落街头、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了一封求助信，递给了陈毅市长...... 谢晋元，这个名字在1937年的上海家喻户晓。当年淞沪会战最惨烈的时刻，他率领“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与日军鏖战四昼夜，成为民族抵抗的象征。 可就在1941年4月24日清晨，他像往常一样带兵出早操，被汪伪收买de四名士兵突然扑上来，用匕首将这位民族英雄刺倒在血泊中。37岁的他英年早逝，留下一位年轻妻子凌维诚和四个孩子。 为了躲避战火，早在1936年谢晋元就将怀孕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送回广东老家，临走前他只留下一句：“等胜利那天，我来接你们回上海。” 可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独自在乡下的凌维诚要抚养四个孩子，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婆和大伯遗下的侄女，一家八口人，全靠谢晋元生前寄回的微薄津贴维持生活。 她白天下田干活，晚上缝衣做针线活，皮肤也早变得黝黑粗糙。她自己回忆那十年都说：“我想来想去都不明白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蕉岭时，凌维诚含泪告慰丈夫在天之灵，她只身带着四个孩子，变卖了家当，踏上了返回上海的路。 她以为，丈夫是抗日英雄，国家不会忘记他们一家，而现实远比想象残酷。 凌维诚当初试图去求助政府帮助，可她三次带着孩子去南京求见蒋介石，都被挡在门外。 后好不容易见到了宋美龄，对方在珠光宝气的客厅里说：“政府不会忘记你们。”但转身就没了下文。 回到上海，她又跑遍了市政府、社会局、各类部门，得到的全是推诿和敷衍。 就在这时，一群熟面孔出现了——当年四行仓库的幸存老兵。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谢晋元遗孀返沪的消息，自发赶来，把她接到了吴淞路466号。 这栋房子原本是日本人的，战后被国民政府接收，成了这些老兵的临时栖身之所。 许多老兵无家可归，衣食无着。有人劝他们去参加国民党的内战，说至少能给个排长待遇。但这些人拒绝了：“抗战是为国，内战我们不打。”他们宁愿穷，也不愿背叛初心。 看到这些曾为国家流血的战士如今如此落魄，凌维诚挺身而出，成了他们的主心骨。 她动用仅存的人脉，帮他们找工作，凌维诚还组织大家自救，成立了“工业服务社”，自己做毛巾、肥皂，试图靠劳动维持生计。 她甚至将孤军墓地周围的空地租给难民搭棚屋，收点微薄租金给老兵发饭钱。 有一次，三青团的人想来强占吴淞路的房子，她不顾个人安危，站在门口寸步不让的说：“我是谢晋元的妻子，谁敢动这里一步！”那些人一听是烈士的遗孀，害怕惹上麻烦，就没人敢靠近。 但到了1948年，上海物价飞涨，通胀如洪水猛兽，他们的自救变得越来越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面对满目疮痍的城市，开始了艰巨的接管与重建工作。 而居住在吴淞路466号的凌维诚正为生计发愁，如果失去住所，全家和老兵们将真正流落街头。 于是，在老兵们的鼓励下，凌维诚提笔给陈毅市长写了一封信。 信中她坦陈身份：“陈司令您好，我是谢晋元烈士遗孀...”，并恳请允许继续使用吴淞路466号房屋安置家人及幸存老兵。 这封承载着上百人希望的信件于1949年6月初送达市政府。 信很快送到了陈毅市长的案头。据说当时陈毅读完信，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参加抗日的英雄，为国捐躯，理应给予帮助。” 随后亲自批示，指示相关部门立即落实相关安置。 不久后，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吴淞路466号，正式通知：这栋房子将归谢晋元遗属使用，免除一切租金地捐。政府还给凌维诚安排了工作，老兵们也被一一安置，有了收入。 这与国民政府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是热脸贴冷屁股，被拒之门外；一个是写封信就能得到实质帮助。 当工作人员将决定告诉凌维诚时，这个坚强的女人眼泪落了下来。她说：“以前跑断腿也求不到的事，在新政府这儿三天就解决了。” 此后，凌维诚积极参与社区工作，连续七届担任虹口区政协委员。她常常教育孩子：“你们的父亲是为国捐躯的，要好好做人。” 她的四个子女也都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才，尤其是小儿子谢继民，终生致力于传承父亲谢晋元的精神，积极参与抗战史的整理与传播。 1991年，84岁的凌维诚在上海去世。临终前，她只说了一句话：“把我葬在你们父亲身边，你们要好好报效祖国。” 她的骨灰后来安放在了宋庆龄陵园，与谢晋元长眠在一起。 从四行仓库的枪声，到吴淞路的求助信，英雄的牺牲和家属的坚守，最终在新中国得到应有的回应。 这不仅仅是对谢晋元的敬意，更是一个民族对抗战记忆的尊重。 信源：吴晓波，《陈毅在上海》，《南方人物周刊》，2021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