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益智是重庆地下党重要领导,后因叛徒出卖被关进渣滓洞,重庆解放后,他作为渣滓洞幸存者表示要重回革命队伍,可意外的是他却被枪决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1948年,冉益智在出外接头时被特务逮捕,当时他是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主要负责学运工作。 冉益智算得上是老党员了,他早年便用多个化名在重庆、合川等地开展地下党工作,先后担任过合川县工委、北碚中心县委组织委员等职务,还于1940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7年,冉益智从万县调到中共重庆市委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则是刘国定。 当时国民党对中共地下党的镇压和迫害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为了不暴露身份,冉益智不光要时刻保持警惕,还经常更换住所和化名,并且常常伪装成商贩或者工人,以躲开特务的跟踪,秘密开展革命工作。 冉益智还管理着重庆地下党的经费和秘密联络点,一方面他要在资金安排上精打细算,另一方面还要建立安全的联络点,以保证情报的及时传递和保密性。 另外,冉益智还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展了大批党员,从而建立了多个党支部,使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十分迅猛。 然而冉益智尽管十分小心,可由于叛徒出卖,他还是于1948年在外出接头时,被埋伏在接头地点的特务给逮捕了。 冉益智被被关押在重庆市内的一个小旅店里,随后他被带到一间普通的客房接受审讯。 特务们软硬兼施,一方面威胁他不配合就要对他动用酷刑,另一方面又承诺只要他如实交代就释放他。可冉益智却坚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工人,至于其他的一概不知。 见冉益智不肯松口,特务们便采取暴力手段,不光对其拳打脚踢,还对他施以酷刑,比如将竹签子插入冉益智的十指,随着手指肿胀变形,疼痛也折磨得冉益智几乎不能忍受。 最终,被严刑拷打折磨得意志崩溃的冉益智没能守住气节,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还供出了重庆地下党组织及人员名单,最终导致江竹筠、李青林等大批党员被捕。 由于冉益智提供的情报价值很大,特务们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徐远举等特务头子得知后喜出望外,他专门跑到审讯室和冉益智进行了一番交谈,承诺只要冉益智能配合特务工作,不仅可以免除牢狱之灾,还能获得优厚的待遇。 有了徐远举的承诺,冉益智又供出了重庆工委书记刘国定及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等人,而正是他提供的情报让重庆地下党遭受了灭顶之灾。 冉益智为了取得特务机关的信任,还主动要求参与抓捕地下党员的行动,并帮助特务制定了一系列抓捕行动的方案,甚至利用自己的身份,诱骗其他不明真相的地下党员现身并实施抓捕。 特务机关对冉益智的表现非常满意,于是给予了他自由行动的权力,甚至还为他在宾馆里准备了一间舒适的套房作为他的临时住所。 相较于从事地下党工作时的艰辛,特务机关提供的生活条件,让冉益智十分受用,尽管他的行动还要受到特务的监视,但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因此他在特务机关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徐远举常常就地下党方面的情况向他咨询,还比如一些特务机关的内部会议也会邀请他参加,并采纳他的建议。 随着冉益智不断立功,特务机关对他的信任也与日俱增,他不光被授予西南特区中校军衔,还晋长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成为了国民党反共体系的重要角色。 1949年,重庆解放时,渣滓洞和白公馆幸存的共产党得以恢复了自由,他们纷纷寻找组织,冉益智自知罪孽深重,担心会受到新政权的清算,于是他如惊弓之鸟,先是逃到重庆市郊农村,化名李志强,谎称外来投亲暂住在一间茅草屋里,为了掩人耳目,他每天都和当地农民一起下地干活。 然而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后,冉益智的身份还是引起了村民的怀疑,于是他只得趁夜逃到了另外一个偏远的县城,并化名王德福,声称是战乱中逃难来的小商贩,在集市上靠卖日用品过活。 1951年,举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运动的风潮也传到了县城,一时全县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查行动,眼见就要身份败露,冉益智决定再次出逃。 没想到就在出逃前夕,冉益智却在街上撞见了一个熟人。 熟人是原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少将副区长李修凯,此时他已经向公安机关自首,李修凯认出冉益智后,立功心切的他马上将冉益智扭送到了公安局。 在审讯的过程中,冉益智认为他出卖的那些同志基本都已经在解放前被屠杀殆尽了,所以一口咬定他没有叛变,而是渣滓洞的地下党员幸存者,并表示他一直在寻找组织,希望能重回革命队伍。好在公安人员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冉益智见状,这才老老实实交代了他犯下的罪行。 1950年12月,重庆人民法院以“叛徒、内奸、杀害革命同志”等罪行,对冉益智判处死刑,并于次月对他执行了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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