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4岁张大千，看上女儿14岁的闺蜜徐雯波。徐雯波红着脸问：“伯父，我拜您为师学画行吗？”哪料，张大千却说：“不用拜师，做我太太，我就教你学画。” 1943 年的成都，茶馆里的说书人正讲着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传奇。 此时的张大千，44 岁，刚从敦煌回来不久，画案上摊着幅没完成的《飞天》，总觉得衣袂的飘动感差了点意思。 这天午后，他正在院子里摆弄盆栽，女儿张心瑞领了个姑娘进来。 那姑娘穿件浅灰学生装，梳着两条粗辫子，手里攥着本线装画册，见了他就鞠躬：“张伯伯，我叫徐雯波，是心瑞的同学。” 张大千瞅了眼她手里的画册，是自己早年画的《仕女图》，边角都翻卷了。 “你也喜欢画画？” 他问。徐雯波点头，眼睛亮得像院子里的石榴花：“特别喜欢您画的线条，比书上的好看百倍。” 这话让张大千来了兴致，把人领进画室。 徐雯波盯着那幅《飞天》看了半晌，小声说：“要是裙摆再往上飘半寸，会不会像要飞起来？” 张大千一怔，提笔添了两笔，画面顿时活了。 从那以后，徐雯波每周都来。她不咋说话，就坐在角落看张大千作画，有时递块擦笔的布，有时帮着研墨。 有回张大千画到后半夜，抬头看见她趴在小几上睡着了，怀里还抱着那本翻旧的画册。 1945 年夏天，徐雯波穿了件新做的蓝布旗袍，把一幅《荷花图》放在画案上。 16 岁的她抽条不少，辫子盘成了发髻。“我想跟您学画，正式的。” 她声音有点颤。张大千放下笔，指着画里的花苞：“想学可以，但得答应我一件事。” 徐雯波抬头，撞进他带笑的眼睛里，“学画可以，得做我媳妇，这样能天天学。” 这话传开，张心瑞把自己关在房里哭了一整天，见了徐雯波就躲。 二太太黄凝素把八个孩子叫到跟前，收拾行李时把陪嫁的砚台都摔了。 徐雯波的姑母跑到张家，指着张大千的鼻子骂：“你都能当她爹了，良心过得去？” 可徐雯波铁了心，收拾了个小包袱就住进了画室旁的耳房，说啥也不走。张大千也硬气，把三房太太叫到一起：“我非娶她不可，谁不乐意就分家。” 1947 年深秋，两人在成都的一家饭庄办了婚事，就请了些画友。徐雯波穿件红绸袄，领口别着朵绒布花，给客人倒酒时，手还在抖。 张大千替她挡酒，笑着说：“我这新媳妇，以后是要跟我学画的，可不能喝醉。” 1949 年春天，局势乱了起来。 张大千托人弄到三张飞往香港的机票，徐雯波抱着刚满月的儿子哭了半夜，最后把孩子交给了相熟的装裱师傅，只带了个装画稿的木箱上了飞机。 在香港、印度、巴西辗转的那些年，徐雯波成了张大千的 “移动画室”。他想画山水，她就提前查当地的地貌；他想画花卉，她就跑去植物园写生记录。 有次在巴西的庄园里，张大千突发奇想画泼墨，徐雯波就站在旁边帮他扶着宣纸，墨汁溅了一身也不在意。 毕加索盯着她看了半天，用生硬的中文说：“你比你先生画里的女人还好看。” 张大千哈哈大笑，拍着她的肩：“她可是我最得意的‘活模特’。” 那些年他画的红衣仕女，眉眼间总带着徐雯波年轻时的影子。 2010 年她去世时，床头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 14 岁的她站在张大千画室门口，一张是 44 岁的张大千在教她画线条。 早年间，画家吴湖帆 50 岁时娶了 20 岁的潘静淑，也引了不少议论。 可潘静淑陪着吴湖帆整理古籍、研究书画，成了他事业上的知己。 感情这东西，本就没什么固定章法，就像画画，有人爱工笔的精致，有人喜写意的洒脱，自己觉得舒坦就行。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