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深秋，西安城的银杏叶铺得满城金黄，我怀着忐忑又崇敬的心情走进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拜访心仪已久的傅嘉仪先生。彼时先生刚完成了对一组秦汉玺印的整理和研究，案头还摊着未及收起的拓片，墨香与陈年纸张的气息在空气中交融。听闻我痴迷篆刻却不得法门，先生没有过多寒暄，提笔蘸墨，在洒金宣纸上写下“偶窃小闲读汉铸，信手摇刀瑑青田”的对联。笔锋落处，篆书的筋骨与隶书的意趣浑然一体，每个字都像一方饱经岁月的古印，透着沉静的力量。临别时，先生握着我的手叮咛道：“学篆刻必须先学书法，学书法必须先学做人。”这句朴素的话像一粒饱满的种子落在我艺术生涯的土壤里，三十多年来指引着我艺术探索的方向。
1991年冬月，安阳的北风卷着殷墟的尘土，却吹不散“首届安阳殷商文化艺术节”的热烈氛围。作为受邀代表，我跟着考古队的向导走进甲骨文出土地时，脚下的黄土尚有未消的寒意。一片片带着灼痕的甲骨在展柜中泛着幽光，那些扭曲如虫、劲挺如剑的文字仿佛突然在我眼前活了过来——“雨”字像垂落的珠帘，“王”字的横笔间仿佛能让人听见远古的号令。考古专家讲解着每个字形的演变过程：从殷商早期的稚拙到晚期的规整，从占卜祭祀的实用记录到逐渐显露的审美意趣。站在这片甲骨文诞生的土地上，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古人在龟甲兽骨上凿刻时的虔诚和智慧，那些跨越三千年的线条突然有了温度与呼吸。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暗下决心：要从源头学起，把篆书的根扎进最深厚的文化土壤里。
大篆，这门承载着华夏文明基因的艺术，在我此后的生命里逐渐清晰起来。大篆亦称“金文”“籀文”，因大多铸刻于青铜器之上，故又被称作“青铜器铭文”。商周时期的青铜不仅用于礼器和兵器，还是文字的载体。那些在范铸时被精心镌刻的铭文，记录着祭祀、战争、赏赐、盟约等重大事件，也藏着古人对线条与结构的审美追求。陕西这片周秦汉唐的龙兴之地，恰是这些“青铜史书”的富集之地。宝鸡市及周边出土的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每一件都堪称金文艺术的巅峰之作。大盂鼎的铭文庄重肃穆，像西周早期的礼官，端凝而立；毛公鼎的四百九十九字铭文，笔势虽如行云流水，却暗藏筋骨；散氏盘的铭文恣肆烂漫，仿佛一群舞动的精灵；虢季子白盘的铭文线条圆润遒劲，透着武将的英气。
真正让我与大篆结下不解之缘的，是家乡临潼出土的西周利簋。当我第一次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见到它时，隔着厚厚的玻璃，仍能感受到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寒光。这件高28厘米的簋器，腹部饰着兽面纹，圈足上的夔龙纹蜿蜒如带，而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内壁那三十余字的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字迹刚劲如削，笔画起止处的锋芒像出鞘的青铜剑，筋骨分明而不失灵动。这组记录武王伐纣的文字，不仅印证了《尚书》《史记》中的记载，更让我第一次读懂了篆书线条里的历史重量。为铭记这份震撼，我特意刻了一方古玺风格的印章，印文“利簋遗风”，边款刻下铭文全文。从此，这方印成为我案头的常客。每当临帖遇到瓶颈时，摩挲着印面的凹凸，我总能找回最初的感动。
西周金文在殷商甲骨文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艺术的飞跃。如果说甲骨文像山野间的劲松，带着原始的生命力，那么金文则如庙堂前的古柏，多了几分从容与庄严。那些铸造时因铜液流动形成的斑驳肌理，那些历经千年锈蚀留下的残缺痕迹，共同构成了金文独有的“金石气”，其中有青铜的冷硬，有岁月的温润，有庙堂的肃穆，也有工匠的巧思。多少个深夜，我在灯下展读金文拓片，那些恣肆雄奇的字形、诡异多变的结构，让我不断揣摩笔锋的走向。我有时梦见自己站在西周的铸铜作坊里，看工匠们在泥范上刻画铭文，刀锋划过泥面的沙沙声与青铜器出炉时的轰鸣交织在一起；有时又仿佛置身于宗庙祭祀的现场，看礼官捧着铭文重器诵读，那些文字顺着香烟升腾，化作天地间的线条。
真正让我的学习从感性热爱走向理性探索的，是吴镇烽先生的《西周金文撷英》和刘自椟先生的教诲。吴镇烽先生是西周金文研究的大家，他在书中对铭文器物的断代、字形的考释、艺术风格的分析，如同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系统研究金文的大门。书中收录的幅幅铭文拓片，从早期的质朴到中期的规整再到晚期的洒脱，清晰展现了西周金文的演变脉络。在拜入刘自椟先生门下后，先生“学古不泥古，创新不失宗”的理念，让我跳出了单纯临摹的误区。记得我第一次向先生请教《毛公鼎》的临习要点时，先生没有直接讲笔法，而是让我通读铭文内容，理解“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的历史语境。他说：“文字是有生命的，不懂它说什么，怎么能写出它的精神？”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对大篆的学习进入了冷静思考与规律探寻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探索主要围绕三个方向展开。
一是系统梳理，夯实理论根基。在西周275年的历史长河中，金文的演变如同一部流动的艺术史。早期金文受甲骨文影响较深，字形偏瘦劲，笔画多露锋芒，像《西周利簋》《西周天亡簋》带着商周交替的刚健之气；中期金文逐渐走向规整，笔画圆润肥厚，结构趋于对称，如《大盂鼎》《静簋》，透着礼乐初兴的雍容；晚期金文则达到巅峰，字形多变，笔势舒展，《毛公鼎》的端庄、《散氏盘》的烂漫、《虢季子白盘》的飘逸，共同构成了金文艺术的多元面貌。为了掌握这些演变规律，我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铭文按年代排序，制成对照表，逐字分析字形结构、笔画特征、章法布局等。对《毛公鼎》和《散氏盘》这两件风格迥异的巅峰之作，我更是下了苦功——收集了包括罗振玉、吴大 、徐无闻等十多家的临摹版本，逐字比对差异，再结合原拓反复临习，单是《毛公鼎》就临了十三遍。在临摹时，我不仅记录字形的变化，还写下数万字的札记，分析不同时期金文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些积累最终凝结成一万字的《西周金文书法的传承和影响》，2004 年 11 月在《中国书画报》的《书法论坛》栏目连载时，竟收到不少同道的来信探讨。这让我深刻体会到，艺术的探索从来不是孤立的，只有扎根传统、深入研究，才能与古人对话、与同道共鸣。
二是尝试创作，实现从临摹到创新的飞跃。对大篆的临习如同寻宝，过程虽充满艰辛却也暗藏乐趣。那些看似简单的线条，实则藏着千变万化的力道——中锋行笔的沉稳、侧锋取势的灵动、提按转折间的节奏，都需要日复一日地打磨。有段时间为掌握《散氏盘》的“屋漏痕”笔意，我每天清晨在院子里用拖把蘸水在青石板上练习，看水迹在阳光下慢慢干涸，体会线条由浓到淡的变化。寒冬腊月，我特意将墨汁放在窗外，待半冻时使用，感受笔锋冲破凝滞的阻力。当临摹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我开始思考如何让古老的金文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这就需要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突破，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我的创作始终围绕两个核心：一是内容的当代性，二是形式的传统根基。在《秦人爝火代代兴》四尺四条屏中，我选取了从秦非子牧马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用金文的笔法书写，字形上虽融入秦篆的规整，线条却保留西周金文的厚重，既展现秦人的奋斗历程，又暗合文字从金文到小篆的演变；在《白鹿原赋》八尺四条屏中，为表现关中平原的苍茫和厚重，我借鉴了《散氏盘》的恣肆章法，字与字之间穿插避让，像原上的沟壑与田垄，线条则取《大盂鼎》的刚劲，让文字自带土地的质感；在《大明宫之歌》六尺四条屏中，为呼应盛唐气象，字形取法《虢季子白盘》的舒展，笔势如宫殿的飞檐，章法上疏密有致，像大明宫的殿宇群落；在《中国书法之歌》四尺四条屏中，我尝试将金文、小篆、隶书的笔法相融合，用“书画同源”的理念布局，既展现书法史的脉络，又有对“笔墨当随时代”的思考。
三是篆刻入篆，在方寸间锤炼笔力。篆刻与篆书同源，一方好印既要有书法的笔意，又要有金石的骨力。从四尺斗方的书法到方寸之间的印章，空间虽缩小了许多，对线条要求却更高了——每一笔都要精准有力，每一处转折都要恰到好处。我初学篆刻时，总因笔画过粗失了灵动，或因笔画过于纤细而少了厚重，直到将金文的笔法融入篆刻，才找到突破口。我的第一方得意之作是“友谊遍天下”，以古玺为基，字形取《毛公鼎》的端庄，线条却用《散氏盘》的灵动，边款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既符合印文意境，又暗合傅嘉仪先生“学做人”的教诲。之后创作了“不到黄河心不死”，我特意将“黄河”二字刻得粗壮如砥柱，“心”字则用纤细的线条表现执着，对比之间尽显力量。“气吞山河”取法战国古玺，字形大小错落，像起伏的山峦，刀锋凌厉处如悬崖峭壁，圆润处似山间流水。
最耗心力的是《金石永寿印谱》的创作，这套印章以“寿”文化为主题，从“寿比南山”的经典祝语到“俭约不贪，则可延寿”的养生箴言，内容涵盖古今。每方印都根据文字意境选择不同的金文风格：“龙寿”取《龙鼎》的矫健，“鹤寿”用《鸟纹鼎》的灵动，“上寿人”借鉴《大克鼎》的庄重，“松鹤延年”则融合了《伯矩鬲》的古朴与《墙盘》的秀美。为了让金文意蕴和印章艺术完美结合，我常常在博物馆的青铜器展厅驻足，看器物的造型如何影响铭文的布局，再将感悟融入印面设计。这套印谱出版后，有位老学者特意来信说：“我在这些印章里看到了青铜器上的时光流转。”
三十多年来，大篆既像一位沉默的导师，教会我耐心与坚持，又像一位亲密的挚友，分享着探索的喜悦和困惑。从傅嘉仪先生的教诲到刘自椟先生的点拨，从安阳殷墟的甲骨到临潼利簋的铭文，从《西周金文撷英》中的拓片到案头的刻刀，这份情缘早已融入我的生命。西周金文的金石气是青铜的坚韧，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文化的传承。当我在灯下展纸研墨，看着笔尖的线条在宣纸上延伸时，常常会想起那些铸造青铜器的工匠——他们或许不知道，三千多年后会有人对着他们留下的文字凝神静思，会用笔墨延续他们的创造。这份跨越时空的对话，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如今，我的案头仍摆着傅嘉仪先生题写的那副对联，墨迹虽已有些淡了，却愈发显出精神的厚重。窗外的银杏叶又黄了，像极了初见先生时的那片金黄。我知道，对大篆的探索永远没有终点，而这份情缘会像西周的青铜一样，在时光的淬炼中愈发彰显出力量。
作者简介：庞任隆，字道畅，笔名任隆，祖籍陕西蓝田，生于临潼。曾任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书记、馆长，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画艺术中心研究员、陕西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陕西省民间艺术促进会副会长、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大秦封泥艺术研究院院长、大秦印社社长、秦文化研究会秦封泥专业委员会主任。
庞任隆书罗邺《骊山》
庞任隆自撰句并书《秦人爝火代代兴》
庞任隆书朱熹《春日》
庞任隆书朱熹《观书有感》
（此文发表于2025年9月24日《中国书画报》第38期（总第3139期）“美育”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