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一个寡母的 4 个儿子都在战场上牺牲了。她把一团棉花塞进最后一个儿子嘴里，然后用力搂住胸膛，紧紧的捂住嘴巴，直到把儿子捂死后，她才放松下来。 她没有后悔，反而高兴地说：“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这样做！” 密云县腊月的风雪从破窗缝里钻进来，吹得邓玉芬鬓角的白发乱颤。 她松开手时，棉花上沾着五岁儿子虎子的血沫，那团带着体温的棉花，像极了四个儿子出征前，她缝在他们衣襟里的红布条。如今 四根布条都埋在燕山的野坟里，只剩虎子胸口渐渐冷却的余温。 土炕下的地窖藏着三个八路军伤员，最小的的战士正用牙咬着止血带，血珠滴在陈年的红薯窖底，在月光下映出暗红的光斑。 邓玉芬趴在灶台上假装烧火，柴火棍在手里抖得像筛糠，听见村口日军皮靴的橐橐声越来越近。 虎子突然打了个喷嚏，震得她手腕上的银镯子哗啦响。 这镯子是丈夫下葬时她从棺木里摸出的，如今套在枯瘦的手腕上，像道冰冷的枷锁。 “砰” 的一声，院门被枪托砸开。邓玉芬把虎子塞进炕洞，自己抓起一把谷糠撒在灶台前，假装翻找粮食。 日军伍长的军靴踢翻了米缸，发霉的谷糠溅在她补丁摞补丁的围裙上，刺刀尖挑起房梁上挂着的玉米串，玉米粒簌簌落在虎子藏身的炕洞口。 她看见虎子从炕洞缝里探出头，乌溜溜的眼睛盯着刺刀，下嘴唇咬出了血。 突然想起大儿子参军前给他削的木头手枪，此刻正躺在炕洞里，枪管上刻着歪歪扭扭的 “打鬼子”。 伍长的刀尖抵住她后颈时，地窖里传来伤员压抑的咳嗽。邓玉芬看着虎子瘪起的嘴，知道他马上要哭，就像每次饿极了那样。 她扑过去的速度快得自己都惊讶，从灶膛里抓出团未燃尽的棉花 —— 棉花上还沾着昨天熬的草药渣 —— 塞进孩子嘴里时，触到他温热的舌头。 虎子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小手抓着她的袖口，指甲掐进她手背的冻疮里。 她把孩子搂在怀里，用整个身体压住他踢腾的小腿，耳朵里全是日军皮靴逼近的声响，和虎子喉咙里 “嗬嗬” 的挣扎声。 地窖口的草帘被刺刀挑开的刹那，邓玉芬数着怀里的小身体从僵硬到松软。 第二十一声心跳时，伍长骂骂咧咧地踹翻了水缸，浑浊的水渗进炕洞，漫过虎子冰凉的脚踝。 她松开手，看见棉花上的血染红了虎子的衣领，他嘴角挂着涎水，手里还攥着半块冻红薯 —— 那是今早她偷偷塞在他棉袄里的。 窗外的北风卷着雪沫子，把 “皇军圣战” 的标语糊在窗纸上，墨迹被血浸得模糊。 埋虎子时，邓玉芬用丈夫留下的锄头刨开冻土层。土块砸在孩子脸上，她伸手去拂。 触到他眉心月牙形的红痣 —— 四个哥哥都有这胎记，像老天爷盖在他们兄妹额上的戳。 远处传来八路军伏击日军的枪声，她把虎子的木头手枪放在他胸口，枪柄上的 “打鬼子” 被血浸透，成了模糊的红痕。 雪落进新坟的裂缝里，像极了她给四个儿子上坟时，撒在坟头的小米。 三个月后，八路军收复密云县城。邓玉芬坐在空荡荡的土炕上，看着地窖口新挂的草帘，上面绣着伤员们临走前凑钱买的红丝线。 邻居大娘送来碗玉米糊糊，碗底沉着几粒炒黄豆，她嚼着豆子，想起虎子总把豆子含在嘴里玩，直到含得发软才咽下去。 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摸着胸口的补丁，那里还留着孩子最后一口温热的气息： “后悔啥？要是虎子还在，看见城门楼子插上红旗，准得举着木头手枪喊‘打鬼子’。” 如今密云水库的水面下，或许还沉睡着邓玉芬家的土炕。当游船划过水面，老人们会指着远处的燕山说： “那儿埋着五个儿子，最小的那个，手里攥着打鬼子的枪。” 水面泛起的涟漪里，隐约能看见一个母亲跪在炕前，怀里抱着渐渐冰冷的孩子，窗外是 1944 年的风雪，和永远不再响起的啼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