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后，被香港乐坛除名。正当他心灰意冷准备回电子

1982年，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后，被香港乐坛除名。正当他心灰意冷准备回电子厂当工人时，突然接到了春晚导演的电话：“愿意来内地央视春晚演唱吗？” 张明敏1956年出生在香港，家里不算富裕，父母是菲律宾和印尼的华侨，六个兄弟姐妹挤在湾仔一间小公寓里。小时候，他站在阳台上，望着街头车水马龙，嘴里哼着收音机里听来的国语老歌。母亲教他普通话，告诉他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七岁那年，他被送回广东读了段时间书，村里的泥路和课本里的唐诗让他对祖国有了模糊的印象。回到香港后，粤语和英语满街跑，他的普通话成了同学眼里的“怪腔”，但他还是喜欢唱国语歌，哪怕没人懂。 中学毕业后，他没考上大学，就进了九龙一家电子表厂当工人。流水线上的日子枯燥，机器轰鸣，他负责校对表盘，手指忙个不停。下了班，他借着昏黄的灯光练歌，嗓子哑了也不停。1979年，他鼓起勇气参加全港业余歌唱比赛，站在简陋的舞台上，唱了一首国语歌。结果出乎意料，他连拿两项冠军，永恒唱片公司看中了他，递来合约。从此，他白天打工，晚上录歌，国语歌在粤语当道的香港显得格格不入，但他硬是闯出了一点名气。 张明敏的嗓子有种特别的金属感，干净又有力量。他翻唱台湾的校园民歌，慢慢站稳脚跟。1982年，他录了《我是中国人》，唱片卖得不错，还拿了香港白金唱片奖。那时候的他，穿着简单白衬衫，站在台上，唱到高音时手臂微微扬起，像在诉说一份坚持。他常在九龙的茶餐厅里，一边吃叉烧饭一边琢磨歌词，心里憋着劲，想唱出一首属于自己的爱国歌。 1982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传到香港，激起不少人的愤怒。词人黄霑写下《我的中国心》，歌词直白又深情，可在香港没人敢唱。港英当局管得严，唱爱国歌容易惹麻烦。张明敏却站了出来，他主动接下这首歌，在录音室里反复试唱，直到嗓子沙哑。歌曲推出后，香港反应冷淡，他的演出邀约一下子少了。电台不播他的歌，演出商躲着他，像商量好了一样要把他挤出去。他坐在九龙的小公寓里，桌上放着电子厂的招聘传单，手指无聊地敲着桌面，心里一片迷雾。 当时香港乐坛风气复杂，粤语歌称霸市场，国语歌本来就小众，再加上《我的中国心》这么敏感的题材，他等于自找麻烦。港英政府不喜欢这种表达，圈里人怕沾边，连他以前的歌都被冷处理。演出没了，收入断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准备回电子厂的那几天，他心情低到谷底，觉得自己这几年唱歌的努力都白费了。 就在他收拾东西准备回工厂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听到春晚导演袁德旺的声音：“愿意来内地央视春晚演唱吗？”这通电话来得太意外，他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那是1983年底，央视筹备第二届春晚，想找一位香港歌手唱爱国歌曲，张明敏的名字被提了出来。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翻出一套借来的旧西装，收拾行李，登上北上的火车。 1984年春晚，他站上北京的舞台。那是他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场面，灯光刺眼，台下观众黑压压一片。他穿着那套灰色西装，系着条纹领带，唱《我的中国心》时声音洪亮，情绪饱满。尤其是“长江长城”那句，他嗓音拔高，带动全场观众一起唱。演出结束，掌声响得震耳朵，他在台上鞠躬，汗水滴下来。这场演出让他一夜成名，第二天在机场，连买票的路人都认出他，有人递纸笔求签名，他笑得有点腼腆。 春晚让他红遍内地，可回到香港，日子更难了。唱片公司直接解约，理由很简单，他的歌“太敏感”。香港乐坛彻底把他封杀，连不涉爱国的歌也没人敢碰。他背着吉他，走在九龙街头，路边摊的香气扑鼻，他却只买得起一碗白粥。没办法，他开始在全国各地跑巡演，舞台简陋，有时就是块木板加个破音箱。他嗓子唱哑了，鞋底磨穿了，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递热水，有人塞苹果，他接过来，继续唱。 1990年，北京亚运会缺钱，张明敏坐不住了。他卖了房子和车，带着两辆卡车，装上音响，跑遍24个城市。一年154场演出，他嗓子肿得说不出话，晚上睡卡车里，盖着薄毯。演出攒下60万港币，他全捐了出去，双手递支票时，指尖都在抖。回到香港，他住进母亲家，行李只有几件衣服。消息传开，更多人捐款，亚运会办成了，他也成了不少人心里的榜样。 1997年香港回归，他在维多利亚港边唱《我的中国心》，嗓音还是那么洪亮，周围人群跟着合唱，歌声盖过海浪。后来，他试过经商，开过卡拉OK厅和酒吧，可生意没成，他还是没放下唱歌。2012年，他又登上春晚，穿白色立领衬衫，唱得依然动情。如今，他六十多岁了，只要有演出邀约，他还是会拿起话筒，用歌声传递那份爱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