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发生之时，石达开在干什么？ 1856年9月的长江水面，秋汛刚过，安庆码头的帆影比往日稀疏了些。 石达开站在帅帐外的高台上，望着江面上往来的粮船，手里捏着一封刚从湖北传来的军报，湘军悍将胡林翼正调集兵力，在武昌外围重新布防，试图夺回这座被太平军占据两年的重镇。 得信之前他正在湖北鲁家巷与湘军激战，得信之后没有回天京，而是去了安庆！ 帐内的地图上，江西、湖北的州县密密麻麻插着太平军的旗帜，却也标着不少清军反扑的红箭头。 这正是天京事变爆发的日子，而这位太平天国的翼王，此刻既不在天京，也未动身东返，他的目光，仍牢牢锁在西征的战场上。 天京事变时，石达开在哪？在做什么？ 天京事变的核心爆发点在1856年9月2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初四）——韦昌辉率部突袭东王府，诛杀杨秀清。 据《太平天国史》及《石达开档案史料汇编》考证，此时的石达开，正坐镇安庆。 安庆是太平军西征的大本营，自1853年攻克后，一直是石达开经营的核心。 1856年春夏，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湖北、江西前线： 1月至7月，石达开经略江西打的曾国藩兵困南昌，又被杨秀清调回，参与攻破江南大营，后又在湖北督战，击退的湘军，想解围武昌，稳固武昌防务。 最后又回师江西，处理临江、吉安等地的清军反扑，协调各州县的粮草征集。 到8月下旬，也就是天京事变前夕，他已返回安庆，目的是统筹西征各省的军务调度，既要确保武昌、九江等重镇的粮草供应，又要防备清军从皖南突袭安庆后路。 从现存史料看，石达开在9月初收到了天京的消息。 《石达开自述》里提过一句：“达开在皖，得天王诏，令诛杨秀清。”但他并未立刻启程。 直到9月中旬，天京的血腥已蔓延开来（韦昌辉在诛杀杨秀清后，又扩大清洗范围，连杨秀清的部下及家眷都未能幸免）。 他才从安庆动身，却也走得极缓，抵达天京时已是9月26日，距事变爆发已过去近一个月。 他为何不着急赶回天京？ 石达开的“迟缓”，绝非简单的“延误”，笔者分析可能有这几点。 西征战局的牵制：不敢动 1856年的西征战场，看似太平军占据优势，实则暗流涌动，武昌虽在太平军手中，但湘军主力并未被打垮，湘军在湖北招兵买马，随时可能反扑。 江西境内，清军在曾国藩的调度下，正围攻临江、袁州等城，太平军的粮道时有中断。 石达开若此时抽身东返，一旦武昌或九江失守，西征数年的成果将毁于一旦——这不仅是军事损失，更会切断天京的上游屏障，让清军顺江而下直逼天京。 从他的行动轨迹看，9月初在安庆，他仍在处理江西的粮运事务，甚至调派了一支精锐支援九江。 这说明在他眼中，稳固西征防线，比立刻赶回天京更紧迫，毕竟，太平天国的根基，一半在天京的政治中枢，另一半就在西征的粮饷与战略纵。 对斗争的警惕：不愿动 天京的权力格局，石达开比谁都清楚。杨秀清自恃“天父代言人”，早已架空洪秀全，连韦昌辉、石达开都要受其节制。 而洪秀全深居宫中，惯用“借刀杀人”的权术；韦昌辉又隐忍多年。 石达开收到“诛杨秀清”的密诏时，未必没有察觉这是一场陷阱。 他若带着安庆的主力赶回，无非两种结局：要么被洪秀全当枪使，与韦昌辉联手除掉杨秀清后，再被卸磨杀驴。 要么被韦昌辉视作“分功者”，卷入更残酷的内斗。 《贼情汇纂》里说石达开“性平和，善谋略，不喜杀”，这样的性格，显然不愿轻易踏入天京的血盆大口。 对局势的误判：没想到？还是心思太重？ 或许石达开最初以为，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权力调整。 杨秀清专权已久，洪秀全与韦昌辉联手“敲打”他，未必会演变成屠城式的清洗。 他可能盘算着，等天京局势稍定，自己再以“调停者”的身份回去，既不得罪洪秀全，又能制衡韦昌辉，还能保住杨秀清部下的实力毕竟，东殿的将士多是太平军的精锐，若被屠戮，损失的是整个太平天国的元气。 但他没料到韦昌辉的狠辣。 9月2日诛杀杨秀清后，韦昌辉竟在天京展开疯狂株连，连妇孺都不放过，短短十余天就杀了两万多人。等石达开从逃难的东殿旧部口中得知真相时，局势已失控此时再回去，与其说是“调停”，不如说是“送死”。 1856年9月26日，石达开终于抵达天京。 他当面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却险些被韦昌辉所杀，连夜缒城逃出，仅带数名亲信返回安庆。随后，他在安庆召集西征部队，发布檄文讨伐韦昌辉，逼得洪秀全不得不下令诛杀韦昌辉以平息众怒。 这么看来石达开的政治上，还是太年轻了！ #太平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