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之力抗住十万太平军进攻！鲜为人知的包村之战！ 就是浙江诸暨的包村之战（1861年11月—1862年8月）。看似普通的村落因特殊的时空背景，竟牵动了太平军十余万兵力。 它是太平天国时期民间自发组织的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战斗，因地处偏远、史料散落，长期湮没于史海。 这场由农民包立身领导的抵抗，以一村之力对抗太平军十余万大军，最终全村殉难，其惨烈程度在《太平天国史》与地方县志中均有冷峻记载。 但说实话这十万大军，已然都是后来招募的江浙之兵勇，也非主力部队，也没有全部精力都在攻打包村。 战事的起因，源于太平军在浙东的统治政策与地方民众的激烈冲突。 1861年9月，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攻克诸暨后，推行“蓄发易服”“贡献钱米”等政策。 据《诸暨县志》载，当地乡官“每村索银数百两、猪羊数十头，稍迟则焚屋，举家需要参军”。 而包村因地处枫溪与白塔湖之间，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诸暨东北屏障。 周边民众为避兵祸纷纷涌入，渐成“避难孤岛”。 时年24岁的包立身，本是当地务农的客家人，因“素习拳勇，能呼风唤雨（民间传言）”，被乡邻推为领袖。 他以“保族卫乡”为号，组建“白头军”因部众头裹白布为记，故称“白头”，并依托包村地形构筑防御。 沿山开挖三道壕沟，沟内埋竹签、设陷阱，村口筑木城，城头架“檀树炮”（以老檀木掏空制成，可装火药数斤，发射几次便损坏）。 至1861年10月，聚集于包村的村民及难民已达万余人，其中能战者约三千。 1861年11月12日，太平军诸暨守将邓光明率三千人首次进攻包村，这是战事的开端。 据《包氏宗谱》记载，包立身利用大雾设伏，令村民“伏于山道两侧，俟贼过半，举铳鸣锣”，太平军猝不及防，被斩杀数百人，首战告捷。 此战后，包立身声望日隆，周边乡镇民众携粮械投奔，“白头军”扩至五千余人。 1862年1月，太平军增派兵力，以“浅道战”试图破村围墙。 夜间在村外百米处开挖地道，欲直抵村内。包立身借鉴古代兵法，令村民“于村口埋瓮十口，瓮口覆薄皮，选耳聪者监听”，当察觉地下异动后，即刻命人沿地道方向开挖深沟，灌水入内，同时埋设土雷，待太平军地道贯通时引爆炸药，“毙贼千余，地道尽毁”，此役记载于，称“包村之守，以瓮听、水攻为最奇”。 太平军初战失利后，李世贤意识到包村的威胁，其地处绍兴、诸暨要道，若不肃清，将阻断浙东太平军的粮道。 接连失利不仅动摇了太平军在浙东的统治威信，更激起侍王李世贤等将领的执念，若放任一个村落抵抗，恐引发全浙效仿。 遂从杭州、宁波、金华等地调集十余万兵力，连营六十里困守包村，形成“以十万之众围一村”的奇观。 太平军采取“三断”之策： 断粮，封锁所有通往包村的山道，截获从山阴（今绍兴）运来的粮车，将押粮者“磔于阵前”。 断水，堵塞村内唯一的山泉，又向饮水池投掷腐尸，“村民饮其水者，多染疫死”。 断援，击溃试图救援的诸暨乡勇，“尸积于道，无人敢近”。 至1862年5月，包村内“粮尽，析糠为糜，煮草为食，饿死者日以百计”，《包氏宗谱》载，包立身之母“取观音土和米为饼，先食而死，以励众人”。 尽管绝境已至，包村的抵抗仍未停止。 1862年7月，包立身组织最后一次突围，精选三百壮士，趁夜袭扰太平军大营，试图焚毁其粮库，却因太平军早有防备，“皆死于乱枪之下”。 此时太平军已挖通十条地道，直抵村中心，8月2日黎明，太平军引爆地道内的炸药，“轰塌木城十余丈，砖石飞落如雨”，数万太平军蜂拥而入。 据《诸暨县志》载，村民“或持锄刃与贼巷战，或抱幼子投火自焚，妇女多缢于梁上”，包立身率残部退守宗祠，“身被数十创，犹挥刀杀贼十余人，终力竭被擒，磔于村口”。 战后，太平军搜村三日，“凡髫龀以上男子皆杀之，妇女掳者数千，焚屋三千余间”，据包村后裔口述及地方碑刻记载，此战包村及周边难民死者达一万四千余人，仅数名幼童被外村人藏匿得免。 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虽未详述此战，却在分析太平天国后期统治时指出：“浙东民变屡起，盖因乡官暴敛、兵卒扰民，失却民心之故”。 #太平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