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2年，康熙驾崩，雍正无心守灵，回到雍王府。他打算今天就解决邬先生，问道：“先生助我登基，居功至伟，请问先生需要什么奖赏？”邬思道连忙推辞，说自己不配。 雍正刚坐稳龙椅，夜还没亮，便撇下太子守灵的大事，急吼吼往雍王府赶。这一举动，说实话让满朝文武都愣了。多少人议论，怎么新皇帝刚开局就甩开脸面？其实熟悉紫禁城里门道的都明白，雍正压根不是想跟老康熙作对，更不是不孝。他是真有事，不得不跑。因为邬思道，这个帮他夺嫡上位的关键人物，此刻正是他心头的头号大患。江山刚到手，最大的麻烦往往就藏在“自己人”里。 邬思道，大家都清楚他不是宫里的红顶子老臣，更不是皇族近支，只是一个出身寻常的瘸腿书生，年轻时靠着读书抄书混口饭吃。没当官没发迹，却偏偏在江南书院磨出一身能耐，后来被田文镜、年羹尧这些封疆大吏捡去做谋士。历史资料看，邬思道确实没有正经入仕的记录，但他的能量大得很，既懂人情世故又通朝堂大势。尤其在雍正四爷身边做事的那些年，他不止一次在风雨飘摇里为胤禛出谋划策，几度转危为安。 雍正靠邬思道，不是假情假意。九子夺嫡打得头破血流，邬思道手下的信稿、应对计策，每一招都管用。八爷党、十四爷集团、甚至康熙身边的老人都被他算了个遍。很多细节，从田文镜的政令到年羹尧的军情，邬思道全都了如指掌。这样的人，你说是宝贝也罢，说是祸害也罢，反正朝局一变，就成了雍正的“包袱”。 雍正这趟夜访雍王府，不像是君臣见面，更像一场“危机公关”。他没让随从，也没摆什么仪仗，进了书房直奔主题。那气氛，别说邬思道了，就是常年混官场的老江湖也得心里打鼓。 雍正开口，笑着说：“先生助我登基，功劳天大。你想要什么？金银、封地，还是一官半职？”语气温和，但谁都听得出来，话里有几分试探，几分逼迫，甚至有点肃杀。毕竟，新皇帝最怕的不是外人，是那些知道他底细的老伙计。 邬思道心思细腻，跪下就推辞，说自己本事不够，只是运气好。还真别说，这招低头认怂不算新鲜，可用在这会儿却特别合适。满朝新贵，大多因为“功高震主”最后栽了跟头。聪明人都知道，越是大功臣越要会退场，越要装糊涂。 雍正其实早就想明白，像邬思道这样的老谋士，留着迟早是祸害，处理不得法就会被人抓住把柄。他还真没有“卸磨杀驴”的打算，但也绝不会真让邬思道再插手大事。局势到这一步，两个人说话，全是打太极、留后手。谁要是一时糊涂，后果都得自个儿扛。 雍正其实是给邬思道留了条退路的。他没当场翻脸，也没派人收拾对方，而是让他自己“选择”,你想要什么？其实就是问：你是要钱要命，还是聪明地滚蛋？能问出这话，说明雍正骨子里其实还顾念着旧情，但权力和人情面前，他肯定是选权力。 邬思道这一跪，历史上的幕僚、谋士们也有过类似遭遇。司马懿对曹爽、刘伯温对朱元璋，功成身退都是门大学问。有人装病，有人远遁，都是为了避祸保命。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邬思道其实很懂分寸。他提出自己年纪大、腿脚不利索，想回南方老家养老。这不只是装孙子，是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套话，说得雍正没法下狠手，还顺理成章地成全了自己“功成身退”的好名声。可现实哪有那么顺？邬思道前脚刚走，后脚大内侍卫就把人盯上，卖炊饼的、推车的、种地的，哪个不是“粘杆处”的耳目？ 有意思的是，这种敏感期的“辞官归隐”，往往比留在朝中更难过。粘杆处的人三天两头盘查家信，搜查书房。邬思道还得天天装作没事，逢人就夸“皇上圣明”，把日子过得滴水不漏。没出事不代表安全，只能说邬思道活得够谨慎，心思够细腻，才没出乱子。 其实雍正身边的能人，不止邬思道一个。年羹尧、田文镜、李卫，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干将。可他们的结局各有不同，有的被贬，有的被杀，比起他们，邬思道最后能在南方善终，算是命好。但这份命好，背后全是自知之明。 雍正对待邬思道这种老谋士，态度其实非常现实：登基时可以共患难，但真要共享荣华？做梦。新皇帝讲求“阳谋”，讲究公开透明，不能再像夺嫡时那样玩阴的。身边留下功臣，风险太大，不如让他们自己消失。只要邬思道不出事，不多嘴，不生事，就可以保他一命。皇帝其实最怕的不是别人争权，而是这些知道内幕的人突然反水，哪怕只有风声都麻烦。 说到底，雍正和邬思道这一场对话，是帝王心术和人情世故的极致博弈。大家都知道官场险恶，情分讲到头也比不过利害。邬思道能功成身退，不是皇恩浩荡，是他自知见好就收，保住了一条命。雍正也没做得太绝，算是为自己留了余地。反观历史上的无数大权臣，倒在功劳上、死在权力下，真的是比比皆是。 乾隆南巡时路过无锡，特意去邬思道墓前祭拜。据权威史料，乾隆那次祭拜更多是对前朝功臣的礼遇，也有一层“稳住民心”的意思。毕竟，清朝这几代人都很看重“先朝遗臣”这套说法，一方面是笼络人心，另一方面也是警醒自己，别太轻信旧臣。 雍正自己，九子夺嫡后夜不能寐，许多忠臣、兄弟最后都变成心头大患。这不是他狠，而是帝王位置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