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57年，毛主席游泳后不慎患上重感冒，随行西医束手无策，最后还是经人介绍来了一位老中医，但那位中医却说，必须要答应自己三个条件，否则不会开药方！ （参考资料：2008-01-24 新华网——毛泽东的中医情结:称其为中国对世界贡献之首） 近百年来，中医药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屡屡在历史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到了20世纪，随着西医强势进入中国，中医药的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北洋政府曾将其踢出正规教育，国民党政府一度高喊“废止旧医”，甚至抛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的论调，试图从根子上斩断这份传承千年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中医的争论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卫生部门的一些领导，抱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公然将中医斥为“封建医”，认为它理应随着旧社会一同被埋葬。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一系列打压政策悄然出台，更致命的是，公费医疗一度不报销中医费用，这无异于釜底抽薪，中医的培养也被引向歧途，所谓的“中医进修班”，教的几乎全是西医，目标竟是让中医“自然淘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卫生部门大搞“中医西医化”、试图消灭中医的时候，一次看似普通的感冒，却让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对中医药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那是在1957年的青岛，毛主席游泳受凉后得了感冒，加上长期失眠，病情日渐沉重，随行的西医专家们用尽了办法，却收效甚微，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推荐了当地名中医刘惠民。 可刘大夫的药方一开出来，立刻引来一片反对声，原来，他惯用虎狼之药，药性猛烈，这让毛主席身边的保健医生们忧心忡忡。 刘惠民自己也深知责任重大，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一边是“不科学”的土方子，一边是“有风险”的政治责任，压力一下全到了舒同身上，最终拍板的，还是病榻上的毛主席，他听后笑着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就这样，舒同的夫人石澜接下了这个特殊的任务，谁知三天之后，不仅感冒痊愈，就连困扰毛主席许久的失眠也大为好转。 这次亲身体验，让毛主席对中医药的效用有了最直观的认识，这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一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强大武器。 同年11月，毛主席出访莫斯科，刘惠民赫然在随行保健医生的名单之中，这无疑是中医地位的一次飞跃。 个人的经历，最终催生了国家层面的雷霆行动，毛主席对卫生部门存在的“崇西贬中”思想早已不满，他对其行为做出了严厉批评，还表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 在毛主席的亲自督导下，一场为中医正名的拨乱反正迅速展开，1954年，中央批转文件，要求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 1955年，卫生部正式发文，取消对中医使用白纸处方等不合理限制，到了1956年，那部曾将无数老中医挡在门外的《中医师暂行条例》被正式废除，通令中直言其“与党的政策精神相违背，已严重损害中医工作”。 政策的转向立竿见影，各大医院纷纷设立中医科室，公费医疗开始为中医药报销，全国的中医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中医开始进入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参与管理工作，从根本上扭转了此前任人宰割的局面。 从近代史上的屡遭废黜，到新中国初期的边缘化，再到一次感冒后的绝地反击，中医药的命运，与国家和领导人的认知紧密交织在一起，这场由青岛海滨刮起的风，最终吹散了笼罩在中医药头顶的阴霾，让这份古老的民族瑰宝，在新中国重焕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