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张学良约杨宇霆打牌，谁料，刚坐下，他竟拿出一份文件，丢桌上，怒道：不签也得签！张学良尴尬一笑：先吃哈密瓜，我去拿！谁料，转身，“砰”一声枪响传来。 “若不除去他们，东北将永无太平之日。” 面对侍卫再次的确认询问，张学良紧闭双眼，语气决绝地下达了指令。紧接着，枪声在寂静的夜晚骤然响起，这看似平常的枪声，彻底改变了东北当晚乃至未来的政治走向。 1928年6月，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命丧日军阴谋，少帅张学良临危受命，匆匆接过东北军政大权。彼时，他所面临的局势可谓错综复杂、危机四伏，内有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外有日本等列强虎视眈眈。 在张作霖统治东北的那些年，杨宇霆作为其身边最重要的智囊人物，权势滔天。他牢牢把持着兵工厂和铁路等关乎东北经济与军事命脉的重要领域，在奉系集团中地位显赫，宛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东北二当家。 平日里，杨宇霆对少帅张学良缺乏应有的尊重。他常常毫不顾忌地以小六子来称呼张学良。在军政会议这种庄重且严肃的场合里，杨宇霆的嚣张气焰愈发显露。一旦他与张学良的见解出现分歧，便毫无顾忌地直接否定少帅所做出的决策，压根就没想过要给张学良保留一丝颜面。 矛盾在1929年1月5日彻底激化。杨宇霆为父祝寿，东北军政要员齐聚杨府，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亲临，却遭遇冷落。反观杨宇霆如众星捧月。当晚，张学良就已经生气上头，于凤至劝他跟这种人生气没必要。 几天后，杨宇霆和常荫槐来到帅府，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求张学良立即签字批准。在奉系内部，杨宇霆等一些人似乎已然形成了独断决策的行事风格，他们自行敲定诸多事务，而后便理所当然地让张学良去执行。 杨宇霆将准备好的文件递给张学良，张学良看着眼前的文件，张学良目光落在文件上，一股无名怒火瞬间在心底升腾。他十分清楚，这份文件所涉及的内容牵扯到外交等一系列极为复杂敏感的问题，不能草率决定。 而杨宇霆和常荫槐这种强行逼迫的做法，让他忍无可忍。他强忍着怒火说道：“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如此草率，我要再考虑考虑。”但杨宇霆却不依不饶：“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就这么定了。” 此时，张学良敏锐地察觉到，杨宇霆的所作所为对他自身权威构成了极大挑战，同时也让东北的稳定局面岌岌可危。倘若不能当机立断采取有效行动，东北极有可能陷入内部纷争。 当晚，杨宇霆和常荫槐被巧妙引诱至老虎厅。以二人蓄意阻碍新政推行，严重破坏国家统一的罪名，将二人处决。张学良事后致信两家，各赠一万银元抚恤，并写下挽联试图平息非议。 但历史证明，这场诛杀代价沉重。杨宇霆死后，东北军失去唯一能制衡日本的关键人物，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再无掣肘。事件警示后人，真正的领导力不在于排除异己，而在于凝聚共识，不在于快意恩仇，而在于平衡智慧。 信息来源： 《张学良口述历史》 文|何夕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