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的上海冬夜，张爱玲躺在床上，额头滚烫得像要烧起来，痢疾让她的意识在清醒与混沌间反复拉扯。 忽然，门轴 “吱呀” 一声轻响，她费力睁开眼，看见父亲张志沂披着狐皮大衣立在床头，手里攥着支闪着冷光的玻璃针管。 “爹爹……” 她想开口，喉咙却像被砂纸磨过，只能发出气若游丝的呻吟。 张志沂没说话，枯瘦的手指捏着她的胳膊，冰凉的酒精棉擦过皮肤时，张爱玲猛地打了个寒颤。针尖刺破皮肉的瞬间，她浑身一颤，那不是药物带来的反应，而是从骨髓里渗出来的恐惧 —— 这个曾把她架在肩头逛遍霞飞路的男人，此刻在她眼里比阴曹地府的判官还要可怖。 “囡囡快看，这是爹爹托人从英国带的童话书。” 七岁的张爱玲还记得，父亲总爱用带着雪茄味的手指点着插图给她讲故事。那时张志沂还没染上大烟，留着利落的西装头，会把她抱在膝头教她背唐诗，夸她 “笔锋比你两个弟弟强十倍”。 母亲黄逸梵出国留洋的头几年，父亲确实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这个早慧的女儿。张爱玲穿着镶蕾丝的洋裙在客厅里转圈时，张志沂会笑着拍手：“我们张家的大小姐，将来要成大气候的。” 奶妈常在她耳边念叨：“小姐是老爷心尖子上的肉，连二少爷都比不得。” 可这层温情的薄冰，在母亲回国后彻底碎裂。 1930 年黄逸梵带着一身巴黎的香水味踏进门时，张爱玲正趴在父亲书房的地毯上临摹《红楼梦》的插画。父亲猛地把她拽起来，粗声粗气地说：“以后少跟你妈学那些伤风败俗的做派！” 那天晚饭桌上，张志沂盯着黄逸梵手腕上的金表链冷笑：“留洋回来就是不一样，连吃饭都要掐着时辰。” 黄逸梵放下银叉：“志沂，我是来接爱玲去新式学堂的，总不能让她跟着你抽大烟、混赌场。” “我的女儿轮不到你做主！” 张志沂把翡翠烟嘴往桌上一拍，汤汁溅到张爱玲的白洋布裙上，“她是张家的嫡长女，将来要读教会女中，嫁个体面人家，不是去学你抛头露面！” 张爱玲攥着裙角不敢作声，她看见父亲眼里的光变了。从前看她时像看稀世珍宝，如今却像在审视一件沾染了污渍的旧物。母亲走后，父亲的烟瘾越来越重，常常在烟榻上躺到后半夜，鸦片灯的光晕里，他会突然指着张爱玲骂：“跟你妈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白眼狼！” 1937 年夏天，张爱玲穿着月白色学生裙回到家，刚踏进二门就被父亲堵在影壁前。张志沂骂她：“圣玛利亚女中的学费我白给了？竟敢跟你那个汉奸弟弟去逛舞厅！” “我没有！” 张爱玲往后缩了半步，“是同学约我去看画展，路过百乐门而已。” “还敢顶嘴！” 张志沂扬手就给了她一记耳光。张爱玲被打得撞在朱漆柱子上，左耳嗡鸣着听不见声音，嘴角渗出血来。 她看着父亲猩红的眼睛，突然想起前几天撞见他和继母孙用蕃在烟馆里，孙用蕃用涂着蔻丹的手指点着她的背说：“老爷，你看她那身打扮，哪像个未出阁的姑娘？” “我是你唯一的女儿啊……” 张爱玲捂着脸哭道。 “我没有你这样伤风败俗的女儿！” 张志沂顺手抄起门后的藤条，劈头盖脸地抽下来，“让你学你妈！让你不听话！” 藤条抽在背上像火烧，张爱玲疼得在青砖地上打滚，嘴里反复喊着：“爹爹我错了…… 再也不敢了……” 直到奶妈扑过来抱住张志沂的腿：“老爷！小姐还是个孩子啊！要打就打我吧！” 那天她被锁进楼下的空房，她趴在冰冷的地板上，背上火辣辣的疼，更可怕的是肚子里翻江倒海的绞痛 —— 痢疾在这时找上了她。 就在她以为自己要烂死在这间囚室时，门突然开了。 张志沂站在门口，鸦片烟的味道里混着淡淡的酒气，他看着蜷缩在墙角的女儿，喉结动了动：“起来。”张爱玲挣扎着想爬，却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恍惚中她感觉有人把冰凉的听诊器按在胸口，然后就是那支针管 ——1938 年的冬夜，药水顺着血管流进身体时，她听见父亲在门口跟奶妈低声说：“找个好大夫来，别让她真死了。” “奶妈，我要走。” 痢疾刚好些，张爱玲就拽着奶妈的袖口哀求。 奶妈抹着眼泪：“小姐，出去了可就回不来了。” “死也不回来。” 张爱玲的声音发颤，却异常坚定，“您帮我把那件藏蓝的棉袍找出来，再帮我带点钱，我知道母亲在静安寺那边有房子。” 逃亡选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张爱玲穿着棉袍溜出后门时，听见更夫敲着梆子走过。奶妈塞给她个油纸包：“里面是几块银元，还有你小时候戴的长命锁。” “谢谢您。” 她鞠了个躬，转身融进巷口的阴影里。 黄逸梵的公寓在法租界的一栋洋楼里，推开雕花铁门时，张爱玲闻到空气中的香水味 —— 和父亲书房里的鸦片味截然不同，却同样让她感到陌生。 母亲穿着丝质睡袍从楼上下来，看见她时愣住了：“你怎么来了？” 母亲让她住下了，可是她的母亲却没有多爱她，母亲认为抚养她也是一个拖累，她有自己的生活，张爱玲和母亲相处越久两个人的隔阂也越深，最后，张爱玲离母亲远远的，也再也不见父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