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教科书对博古、李德二人的历史评价极其特殊，称他俩犯了“左”的错误，并导致全党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叫“左”的错误？他俩到底干了什么事儿？全党面临的危险情况又是什么呢？ 要弄明白这些问题，得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说起。那会儿蒋介石动员了五十万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来个大清剿。 红军之前靠着毛泽东和朱德的战法，四次把国民党的进攻挡了回去。这些胜利，主要靠上山打游击，带着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 按说有了这几次成功的经验，第五次也不该败。但这时，共产国际从莫斯科派了人来“指挥”，事情就变了。 中国共产党那时还算是共产国际的下属。莫斯科那边坚持觉得中国也得走工人革命的路，不认账毛泽东的农民路线。他们决定插手指挥，先派了曼弗雷德·斯特恩当军事顾问。这人又不愿去前线，把指挥的差事交给了德国人李德。 李德虽然学过军事，但完全不懂中国的具体情况。党内主要负责人博古，年纪轻轻就当了中央委员，也是莫斯科归来的“高材生”。这俩一个不懂国情，一个没实战，结果把红军最高指挥权握在手里。 他们到前线后，一系列失误接连发生。红军不到十万，对上国军五十万，李德还要大家分兵，把力量分散到各个方向。红军协调不起来，根本打不了歼灭战，只能被动硬拼。 这种消耗战对红军极为不利，越打损失越大，补给和兵员根本补不上。第二个大问题是，他们让红军修堡垒，打算用堡垒对付蒋介石的堡垒。红军明明缺火炮，却要死守，成了敌人炮火的靶子，很多人牺牲在自家堡垒下。 第三个问题，就是不接地气的指挥。李德天天对着大地图画圈圈，完全不考虑地形和部队的体力极限。红军经常跑几十里，也赶不到计划的目标地点，耽误了很多战机，只能跟着敌人节奏跑。 这种急于成功、不考虑实际情况的决定和行为，就是“左”的错误。结果很快显现出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只能被迫长征。 长征初期，还是博古李德掌舵。他们让队伍带着一堆印刷机、档案等重家伙，队伍走得慢，目标大，国民党很容易围堵。 湘江一战，国军三十万大兵把关口守死，红军拼死突围，八万多人只剩下三万。损失惨重，军内对这两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这个节骨眼上，又出事了。国民党在上海破坏了红军的秘密电台，红军彻底跟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博古、李德权威被削弱。一切让遵义会议的召开有了条件。1935年，红军进到贵州遵义，开了关键会议。 这次会议改变了局势。毛泽东虽然早被挤到一边，但始终总结经验，不断和一线指挥员沟通，把自己的游击战争思路一点点传播出去。 他还拉拢了张闻天、王稼祥这样的话事人，关键时刻给他撑腰。长征路上，他力主改道贵州，绕开敌人重兵。这套打法，让红军终于打了几场胜仗，士气总算有了回升，更多干部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彻底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因为决策上的问题，不是客观原因。他说，主要是进攻时乱冒险，防守时又太保守，撤退时还老想着逃。 几次作战的成败，验证了他主张的正确。会议最后，大家认同毛泽东的思路，撤掉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把毛泽东列为新的领导核心。 博古、李德的失误，本质上是照搬共产国际的教条，不顾中国农民为主的实际情况。中国没苏联那种工人基础，必须靠农民打天下。 他们按书本制订指令，结果屡屡失败。虽然这两个人确实有理想信仰，跟红军硬扛过长征，博古之后还在新闻宣传方面起了作用，但那段错误确实带来惨痛代价。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才算真正摆脱了国际上的遥控，走上了适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党开始独立决策，结合中国国情摸索经验。这件事说明，一个理论再好，离开了实际环境行不通。 想了解那段历史更多细节，或者有不同看法，可以在评论区聊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