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郭沫若和日本妻子佐藤富子诀别后，回国抗日。而富子独自将两人的5个孩子抚养成人，郭沫若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年的东京，圣路加医院的走廊上，23岁的护士佐藤富子端着药盘匆匆走过。她不会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夏日，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 那个来探望病友的中国留学生郭沫若，穿着洗得发白的立领学生装，眼睛却亮得惊人。他递过来一封英文信，信纸上还沾着病房窗外的梧桐叶碎影。 佐藤富子后来回忆说，那封信里藏着太平洋的潮声，让她这个北海道牧师的女儿，第一次听见了心跳盖过教堂钟声的轰鸣。 这段被战争撕裂的跨国婚姻，始于最炽热的誓言。 而佐藤富子为爱付出的代价比想象中更沉重，当她把家族纹章和十字架一起锁进抽屉时，父亲将她的名字从族谱上狠狠划去。 郭沫若给她取名“安娜”，取自《圣经》里那位终身侍奉神的先知。这个新名字成了她的铠甲，她穿着它扛起五个孩子的啼哭、当铺老板的冷眼、以及邻居们“叛国者妻子”的唾骂。 深夜哄睡孩子后，她常对着月光练习中文，镜片上凝结的雾气模糊了那张越来越瘦的脸。 1937年7月的那个黎明来得太突然，郭沫若轻轻吻别熟睡中的幼子，大衣口袋里揣着最后一班渡轮的船票。 他留给安娜的纸条上只有九个字：“祖国需要我，钱在抽屉里。” 可是，这张字条后来却被日本宪兵踩在军靴下，成为审讯室里拷问安娜的证物。 他们逼她承认丈夫是间谍，用烧红的铁钳烫她写诗的手指。 这个曾经连蚂蚁都不忍心踩的女子，在牢房里把《凤凰涅槃》的诗句刻满墙壁，那些汉字像带血的蝴蝶，从东京监狱一直飞到武汉抗战前线的郭沫若案头。 战争把等待拉长得没有尽头，安娜带着孩子们躲轰炸、挖野菜，把和服改做成童装。 有次小女儿发烧，她徒步二十里山路找军医，途中被当成中国间谍抓进警局。 审讯官摔碎她珍藏的全家福，却摔不碎照片背面郭沫若题写的“生当复来归”。 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冲击波震塌了她家的厨房，她第一反应是用身体护住装信的铁盒，因为那里面藏着1916年郭沫若写给她的第一封情书，即使纸页早已泛黄卷边。 当香港码头的人潮终于分开八年未见的夫妻，安娜手里牵着最小的孩子，郭沫若臂弯里挽着新婚妻子于立群。 历史在这里打了个寒颤，当年私奔时朗诵《维纳斯》的诗人，此刻只会重复“组织安排”。 倒是安娜先开口，她摸着于立群微凸的腹部，把日语“恭喜”说成了中文“对不起”。 这个细节后来被写进日本纪录片，镜头扫过她转身时和服腰带上的补丁，那抹褪色的樱粉刺痛了无数观众。 晚年的安娜定居大连，总理亲自批示给她分配了临海的公寓。她总在清晨面朝日本方向祷告，却坚持用中文唱《义勇军进行曲》。 抽屉深处压着郭沫若去世前寄来的《李白与杜甫》，扉页题词墨迹晕开得像泪痕。 1995年她弥留之际，窗外白玉兰正落，恍惚间又看见冈山那间漏雨的出租屋，年轻的郭沫若在煤油灯下写《女神》，她悄悄把最后一块红薯放进他碗里。 这段感情里最残酷的浪漫，或许在于他们都没错。他必须回国赴国难，她必须信守爱的诺言。 当郭沫若在重庆防空洞写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安娜正跪在东京废墟里教孩子们认汉字。 那些被时代洪流冲散的私人悲欢，最终都化作文化史上交错的刻痕，就像安娜晚年常说的：“樱花和梅花，本来就不该比谁更苦。” 信息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我读郭沫若｜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刻他选择与共产党站在一起》 河北共产党员网《沫水之畔走出的“戎马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