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毛主席身边的这位少女是时年13岁的焦裕禄次女焦守云，出生于1953年。焦守云少时跟着父亲焦裕禄在山东、河南两地生活（焦裕禄老家山东，现有焦裕禄纪念馆）。焦裕禄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人民的好干部，为了兰考治沙，他将自己留在了兰考。焦裕禄走后留下6子女，好在他们都争气，拿当年的话说，他们听毛主席的话，认真做好接班人，在各自的岗位都做出了好成绩。 一九六二年冬，豫东平原冷风直往骨头缝里钻。 兰考县田野上没什么绿意，风沙卷着枯草，一片死寂。 早春那阵沙暴毁了二十万亩麦苗，秋汛又淹坏三十多万亩庄稼，十万亩白碱地像撒了一层石灰粉，老百姓背着口袋往外跑，县城车站挤满逃荒的身影。就在这么难的关口，焦裕禄提着小皮箱进了兰考。 那皮箱里放着换洗衣服，还有一本被翻得起毛边的《毛泽东选集》。 传达完任命文件，他没回机关歇脚，直接坐牛车奔向灾最重的公社。 一路上风吹得人眯眼，他却盯着沙丘嘀咕：栽上树就成林子；看着涝洼说：挖出沟水就走；走到碱地又道：刮皮深翻还能见青。 同行干部听着，只觉得这位新书记脑子里总比别人亮一盏灯。 回到县里，他抖掉身上尘土，说兰考不是绝地，只要敢拼就能翻身，灾区还能锻炼人。 可兰考问题不止在田间，更在脑子。 机关里洋溢的是“等救济、发统销”的暮气。有人叹气：三害治不住，又穷又险，谁来都一样。 焦裕禄心里明白，干部不抬头，群众就没劲，于是半夜敲醒副书记，两人在煤油灯下聊到鸡叫。 他一句话点破关键：得先治人，再治沙治水治碱。 第二天夜里，狂风大雪，他把县委成员拉去火车站。候车室里，逃荒队伍抱着孩子缩成一团。冷风呼啦啦，焦裕禄指着一张张冻得发青的脸，沉声说：他们背井离乡是咱没本事，谁还好意思待在暖屋里？没人回话，但心里像被槌子敲了几下。 那夜雪地回来，会议直到拂晓，县委定下铁规：不冲一线，谁也别谈带领群众。 说干就干。 很快，一支一百二十人的“三害调查队”拉开阵势，干部、老农、技术员混编，队伍像插满旗的小红点撒向全县。焦裕禄本来肝病缠身，大家劝他少出门，他一句“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扔过去，背起干粮包就跟队出发。 一个月接一个月，调查队丈量了八十四个风口、一千六百个沙丘，画出厚厚几叠河渠图，兰考灾害底细第一次被掀开。 调查带来信心，信心要靠群众放大。 焦裕禄把铺盖卷搬进贫农草屋，围着火塘拉家常；晚上蹲在牛棚记笔记，白天跟社员比着刮盐碱皮。韩村社员割草卖草养全队，不伸手要救济；秦寨深翻碱地，一锹半锹啃硬土；赵垛楼雨夜挖沟排水，七季绝收后第一次卖余粮；双杨树社员兑鸡蛋卖猪买牲口，硬把集体经济挺住。 秋天冷冻厂万人大会上，焦裕禄拉着四队代表登台：“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掌声像浪，一层接一层。 那天后，全县出现新名词——“硬骨头队”。谁家队名上了红榜，社员走路都带风。 工作忙，家里简陋到像民工宿舍。 袜子补了又补，夏夜铺四毛钱蒲席，孩子拿着免票看戏被他骂得直抹泪。他顶破县人委计划的豪华改造方案：“坐破椅子照样革命”。有干部犯了错，大伙想处分，他说：让他去最苦的大队，到群众堆里亮亮相。 那个干部后来真在赵垛楼拼红了眼，“翻沙封丘”立了头功。县里人说：这书记批人不留情面，可心里始终惦记人。 一九六三年深冬，大风雪封路。 焦裕禄连夜布置：干部下村访贫问苦，牲畜不得冻死，运输被堵要管吃管住。话音落，自己带着几个年轻人冲进漫天雪雾。耳朵盖揪得通红，他还哼着《南泥湾》。那天他挨了九个村，走进一对盲人老夫妇家，自称“你们的儿子”，老人摸着他哭出声。 村里流传：大雪夜里，书记送来一袋救命粮，一句“印把子在咱手里”顶得过千言万语。 肝痛越来越厉害，他开始在棉袄里塞钢笔硬顶止疼。 椅背被顶裂，藤条翘成刺。地委几次催他住院，他推说春耕离不开。后来实在拖不住，被抬上火车，弯腰上车前还交代：排水工程细节要盯紧，麦苗返青再盯一遍。 有同志跟去北京，听到诊断书上写“肝癌晚期”，当场红了眼眶。 医生估算只剩二十天，他没问病情，只让人捎话回县里：把没写完的文章续上，把秦寨麦穗剪几根寄来。晚期疼痛像铁钩，他攥着床单一滴泪都没流，只念叨沙丘封住没有。 开封地委副书记探望，被他嘱咐：“要领兰考人继续干，死也得把灾害摁下去。” 末了递上一张合影：“人不行了，把照片带回让干部看看。”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咬着毛巾，没再挺过去，四十二岁。 枕边只有两本书，《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消息传到兰考，县城风一样寂静。 三十六万群众簇拥在沙丘间，哭声起伏。 按他遗愿，棺木葬在锁沙林带旁，他要躺着看那片地慢慢变绿。 人走了，蓝图还在。三年后，兰考十九万亩沙区栽满条带林，洪水被新开河槽引走，老碱窝长出碧绿庄稼，粮食基本自给。 贫农代表来坟前报喜，说沙丘“贴了膏药”，洪水“乖乖回河”，盐碱“翻身见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