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 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早春的风卷着沙尘掠过长安街，肖成佳攥着磨破的布鞋站在马路牙子上，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衫下，后腰的旧伤疤正隐隐作痛。 那是 1936 年西路军被俘时马家军鞭子抽出来的深痕，此刻却像有团火在皮肉里烧，催着他往车流里闯。 1935 年 2 月的娄山关雾霭沉沉，十九岁的肖成佳趴在战壕里，怀里抱着支花机关枪（冲锋枪）。 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他却盯着对面山梁上晃动的白军旗帜，突然想起黄火青主任教的《杜娘歌》。 那是首苏联歌曲，调子轻快，此刻却在枪林弹雨中成了他牙缝里的哨音。 “小鬼头，把传单撒出去！” 营长的吼声未落，他已猫着腰冲出掩体，花机关枪斜挎在肩。 传单在硝烟里像白色的蝴蝶，而他后腰的枪伤还在渗血，那是昨天替黄火青挡弹片时留下的。 红九军团转战陕甘时，肖成佳的花机关枪编号是 “三号”。每次夜行军，他都背着油印机和歌词本，在篝火旁教战士们唱歌。 黄火青常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肖啊，你的花机关打得准，歌也唱得亮，是咱们宣传队的宝。” 可 1937 年那场围剿后，他被马家军俘虏，枪被夺走，连缝在鞋底的歌词本也被搜走，唯有 “三号花机关” 这个代号，像枚钢钉嵌在记忆里。 泰和老家的稻田绿了又黄，肖成佳的手从握枪变成握锄头，可每到雷雨夜，他都会从炕上弹起，以为又听见了娄山关的枪声。 母亲用三亩水田和三头黄牛赎他回来那天，摸着他背上的鞭痕哭哑了嗓子：“儿啊，红军走了，咱好好过日子。” 他望着远处的山梁，没说话，却在夜深人静时，用树枝在泥地上画花机关枪的模样。 1949 年解放的锣鼓敲起来时，他跟着队伍跑了十里地，却在登记处被问住了：“你的介绍信呢？” 他掀起衣襟露出伤疤：“我是红九军团的宣传队长！” 工作人员摇摇头：“老同志，得有组织证明啊。” 此后三十年，他跑遍了公社和县里，揣着磨破的布包，里面装着块弹片和半截皮带，可每次都被 “没有文件” 挡回来。 邻居们说他是 “疯老头”，只有他自己知道，梦里那支 “三号花机关”，枪口始终指着北方。 1979 年春天，肖成佳在县供销社的报纸上看见黄火青的名字 —— 那个教他唱歌的黄主任，如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他把报纸揣在怀里，攒了半年的路费，揣着两个冷馒头就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在长安街边蹲了三天，嘴唇裂出了血口子，直到那辆挂着军牌的吉普车驶来，他才像被针扎了似的冲出去。 “同志！我是老红军！” 司机猛踩刹车，警卫员跳下来时，看见这个老汉眼里燃着火。 “有证明吗？” 肖成佳哆嗦着从鞋底掏出弹片：“我是红九军团的肖成佳！” 人群围上来，有人嘀咕 “骗子”，他突然扯开嗓子唱《杜娘歌》，俄语歌词混着江西口音，却让车窗里的黄火青猛地站起。 那调子，是 1935 年娄山关的篝火旁，他亲自教给那个替他挡弹片的小鬼的。 “是你这个小鬼！” 黄火青推开车门时，肖成佳扑通跪下：“黄主任，我是三号花机关啊！” 老检察长的手抚过他后腰的伤疤，突然转身对警卫员吼：“快！送医院！” 而肖成佳还在重复：“我没说谎，我的花机关是三号……” 黄火青的办公室里，肖成佳捧着热毛巾，看着老检察长在信笺上挥毫。 钢笔尖划过纸面，写出 “肖成佳同志系我军团部宣传队长” 时，他突然想起 1936 年被俘前，黄火青塞给他的那块银元 —— 说是 “党费”，让他务必活着归队。 如今银元早没了，可这封信，比任何金银都沉。 这封证明像颗石子，激起了全国范围的老红军排查。1982 年底，三千多位散落民间的老战士被找到：有在内蒙古放羊的西路军团长，有在上海工厂当钳工的特等功臣。 政府给他们补发了复员费，医疗全免，而肖成佳回到泰和后，常被请去学校讲课。 他总带着黄火青的信，指着上面的签名说：“看，这是真的，当年娄山关，我用三号花机关掩护主任撤退……” 1991 年，肖成佳在泰和老屋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下葬那天，县民政局送来的光荣匾挂在堂屋，而他枕头下，还压着张泛黄的纸。 那是他用铅笔描的花机关枪图案，旁边写着 “三号”，字迹歪歪扭扭，却笔笔用力，像极了当年在战壕里刻下的誓言。 如今歌乐山的纪念馆里，有面墙专门陈列着失散红军的故事，肖成佳的照片旁，放着支复刻的花机关枪，枪身上贴着标签：“三号 —— 娄山关的歌声与硝烟。” 参考信源：（投资咨询网——肖成佳：一首歌曲，在43年后证明红军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