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7岁的梁从诫被下放江西劳动，妻子周如枚立刻提离婚，还给儿子改名换姓，不久后改嫁，12年后，人们看到周如枚的下场，纷纷感慨：凉薄之人，终究没有好下场！ 1969年的北京冬天，院子里的积雪没有融化。梁从诫拎着随身的行李，站在家门口。他清楚，自己这一走，何时归来未卜。妻子周如枚没有哭，只是轻轻地说了句，儿子和她要搬出去，日子还得过。梁从诫没有再说什么，把手里的包背紧，转身下了台阶。院门“咣当”一声关上，北京的寒风裹着尘土刮过胡同。那个年代，谁的心里没有几道疤。 梁从诫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出生时，父亲梁思成正带着一帮年轻人丈量古庙，母亲林徽因在书房批改学生论文。家里三代人都是读书人，讲究体面，更讲究规矩。从小到大，他在父母书架之间长大，眼前摆的不是老舍的小说就是王国维的文论。父母盼着他以后能做建筑师，可他偏偏对历史一腔热爱。林徽因看着他在考试卷子上写下“我不喜欢建筑，喜欢历史”时，只是长叹了一口气。这口气很长，但她最后还是松了手。梁从诫便顺理成章去了北大，选了最喜欢的专业，过上了不用和钢筋水泥打交道的日子。 在北大读书时，周如枚也在那里。她和梁从诫算是门当户对，父亲是有名的物理学家，也是北大的校长。两家从小往来，节假日孩子们在一起玩闹，大人们谈天说地。那会儿，感情说得含蓄，大都写在书信里或者藏在心底。两个人结婚很顺理成章，婚礼简单，却温馨。婚后日子里没有太多波澜，家里书香气重，每到周末就是一桌子的家常菜、一本本散落的杂志和孩子的笑闹声。那几年，日子平平淡淡，但也有烟火气。 生活转折总是出其不意。1969年，一纸下放通知打破了所有的平静。那年梁从诫37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却被安排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北京的房子突然就安静下来，剩下周如枚和孩子。她不是那种喜欢大风大浪的人，她骨子里还是渴望稳定。下放通知下来后，外界风声越来越紧，街坊们都开始小心翼翼，谁家出点事，很快就传开了。这个时候，周如枚做了一个让很多人议论的决定——她要和梁从诫离婚，要带走儿子，还要改儿子的姓。 这个决定在亲戚朋友中炸开了锅。有人说她薄情，也有人理解她只是想保护孩子。她没有辩解太多，只是在家里收拾好东西，静静地等着手续办完。梁从诫没有阻拦她。他知道，有些事不是一句道德就能说清楚。家国大事面前，每个人都只能尽量保全自己。她说为了孩子的前途，其实也未必只是为了孩子，更多是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梁从诫只说了“你决定吧”，没再追问。 江西的生活清苦，干校的日子一成不变。梁从诫下地种菜、挑粪、砌墙，劳动的间隙捡来几本旧书。夜里，他常常翻看那些熟悉的古文，心里还是惦记着北京，但嘴上不说。和他一起下放的也有许多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大家平时话不多，只在饭后借着一支烟，说些家里的事。有人问他家里怎么样，他只说还好，转头又继续埋头干活。梁从诫是那种遇事不声张的人。苦和委屈，他自己知道，别人问，他就一笑了之。 日子一年一年过去，北京的老邻居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再没回来。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到干校，说周如枚改嫁了，日子也并不宽裕，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儿子跟着她，后来长大了，成绩不错。有人问梁从诫后悔吗，他摇摇头。他不愿多说。他觉得人这一生，遇见什么样的事，遇见什么样的人，其实都说不上对错。有时候，选择是一时的本能，不见得想那么多后果。 1979年，平反的消息来了，梁从诫回到北京。那年春天，北京的柳絮满天飞。他走在长安街上，觉得城市好像变了很多。老宅子还在，只是窗台上的花盆没了，书架上的尘土很厚。他重新把那些父母留下的手稿整理出来，偶尔碰到熟人，寒暄几句，彼此都少了往日的热情。生活慢慢回到正轨，他也没想着再去找周如枚。家人朋友给他介绍了方晶，一个一直默默关注他的老同学。方晶性格安静，不爱张扬，她陪着他整理书稿，一起去古建考察。两个人的生活很平实，没什么轰轰烈烈，但却舒服踏实。 说起周如枚，外界有各种议论。有的人说她自私，觉得她的晚景是报应。也有人觉得她当年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她的再婚并不幸福，儿子后来还是把姓改了回来，回到了父亲身边。晚年她身体不好，独自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很少和人往来。老朋友偶尔提起，大家唏嘘几句，也就过去了。其实，这种命运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许多家庭都在风雨中被撕裂，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周如枚做的决定，在很多女人身上都能找到影子，只不过，有人选择留守，有人选择离开。结果不同，背后的辛酸其实相似。 梁从诫没怎么和人谈过自己的家事，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研究和教学上。 回京后，他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古建筑和历史文化的书，也带着学生下乡考察。他喜欢站在废弃的庙宇前，和学生们聊梁思成当年测量殿堂的故事。晚年他开始关注环境保护，发起了“自然之友”，带头做实地调查，写倡议，筹款保护老屋、古桥、老树。对于家庭的破碎，他从来没有公开抱怨。他觉得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不值得拿出来反复咀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