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3岁的傅敏在香港遇见了父亲傅雷的旧情人，成家榴，多年过去，昔日的女高音，早已白发苍苍，成家榴忆起当年：当初你爸爸很爱我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0年秋天，傅敏去了香港，他那年三十三岁，是去开一个学术会议，那天他站在旺角街头等红灯，身后突然有人喊住他。 他转过身，看见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衣着整洁，气质温婉，老人开口说出他父亲的名字，她说自己叫成家榴，是当年的一位女高音歌唱家。 他们一起去茶楼坐下，成家榴从包里取出一个旧信封，里面是几页信纸，纸边已经泛黄，傅敏认得那是父亲的字迹，笔画锋利，字排得很密，写的都是音乐评论和对演唱的细致看法。 成家榴一边翻着信，一边说，她年轻时在上海演出，傅雷常常坐在前三排听她唱歌，每次演出结束，他不送花，也不在后台久留，只是站在剧场门口等她出来，说几句短话就离开。 三十年前的事情，她记得很清楚，她说那时候傅雷还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有几天甚至停了进度，只为了给她写一篇乐评。 她没讲得太多，只是轻声说了一句：“他那时候很爱我。”傅敏手里的茶杯抖了一下，杯沿的热气散得很慢，他没说话，只低头看那几页纸。 回到旅馆后，傅敏失眠了，他开始回忆小时候父亲在家的样子，他记得父亲每天坐在藤椅上批改作业，一旦他算错小数点，父亲会直接用钢笔在作业本上戳出洞来。 傅聪练琴稍一分神，傅雷就拿起蚊香盘扔过去，砸在鼻梁上，朱梅馥在一旁跪着擦血，连一声责怪都不敢说，家里气氛一直紧张，母亲总是弯着腰走路，说话声音很轻。 他也想起了那段特殊的日子，1939年，家里常常来一个女客人，她穿得整齐，说话像电台的播音员，有时还在客厅里唱几句歌，那时候，父亲书房的灯常常亮到深夜，可整个人看起来轻松了许多。 傅敏听见过父亲在书桌前念稿，说她的声音有灵气，他没多想，只觉得这个女客人跟父亲话题多，母亲也从不多言，饭桌上有时候她也在，母亲还是像平常一样盛饭夹菜，脸上没有一点变化。 有一次深夜，傅敏醒来口渴，下楼去厨房倒水，看见父亲和那个女客人坐在客厅，桌上的茶早凉了。 父亲拿着一张乐谱讲得很认真，女客人托着下巴听，母亲提着茶壶走进来，没说话，把壶放下就走了，傅敏记得这个画面很多年，那时候他不懂，只觉得奇怪，现在他明白，母亲是看得透，也忍得住。 成家榴离开上海是在1950年前后，她说自己是去香港发展，并没有说明细节，傅敏记得父亲那几天整日关在书房，连家常便饭都懒得动筷，母亲只在饭后默默把他的深灰色毛衣熨好，折叠整齐放进衣柜。 后来他从未再听父亲提起她，但他知道父亲把她写的信收在最底层的抽屉，从来不舍得扔掉。 父亲的死是1966年，傅敏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江苏路的老房子里，房子已经被抄了几次，父亲坐在书桌前写东西，母亲在一旁磨墨。 父亲让他把保姆的工资结了，还多给了些遣散费，说那人跟了他们几十年，不容易，几天之后，他接到电话说父母已经走了。 他赶回上海，只看见父亲的眼镜放在桌上，边上摆着整齐的译稿，母亲把他的旧衣物一件件叠好，用白纸包着摆在柜子里，她是等傅雷走后才自尽的，连鞋子都摆得整整齐齐。 傅敏回家之后，翻出母亲的笔记本，第一页是家中琐事，第二页写着：“成来过家，傅心里亮，”短短七个字，让他明白了许多，母亲不是不知道，也不是退让，只是她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家撑住了。 她不争，也不问，只是默默承受，父亲不是个冷血的人，他在翻译《欧也妮·葛朗台》时写下“像我一样的人，掌着家底，还有私心”，他其实是在写自己。 那次香港见面以后，傅敏开始认真整理《傅雷家书》，书里不仅有父亲给哥哥傅聪的训诫，还有藏得很深的感情。 他看到父亲对理想的坚持，对儿子的期待，也看到他写信时留下的小小妥协，他终于懂了，那个严厉的父亲，也曾有柔软的一面，那份柔软没有留在家里，而是留在一个女人的歌声里。 陈年的往事就像那些泛黄的信纸，字迹未褪，但早已过了沸腾的年纪，傅敏没再去打听更多。 他知道，成家榴已不再演唱，一个人住在香港老屋里，把一段青春压进抽屉深处，傅雷不完美，母亲不退让，成家榴不张扬，这些都是真实的，他们之间没有输赢，只有选择。 那天在茶楼里，成家榴说，傅雷爱过她，傅敏低头看那页信，最后一句写着：“你唱歌那一晚，我梦见了我年轻时的自己。”他没说话，只是把信折好，重新放回信封里，像把父亲藏得很深的一面，也一并封起来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傅敏编《傅雷家书》中的朱梅馥——“我是家中最不重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