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最惧怕的是内贾德，而不是哈梅内伊！ 相较于哈梅内伊的战略克制，内贾德的不可预测性才是让以色列真正寝食难安的存在。 哈梅内伊的强硬是结构性的。作为最高领袖，他掌控着革命卫队和核计划的核心决策，但其行动始终围绕伊朗国家利益展开。例如在2025年美以联合空袭中，哈梅内伊提前转移核材料并启动继承人计划，既避免正面冲突升级，又保持战略威慑力。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让以色列能预判其底线——哈梅内伊不会为短期冲突牺牲长期布局，正如他在2015年核协议谈判中展现的灵活性。 反观内贾德，其政治风格充满不确定性。担任总统期间，他曾单方面撕毁核协议、重启铀浓缩活动，并公开宣称“以色列应从地图上消失”。这种激进姿态虽未突破哈梅内伊的最终控制权，却极大压缩了以色列的战略缓冲空间。更关键的是，内贾德的民粹主义手腕能迅速点燃国内反以情绪。2025年伊以冲突期间，他通过社交媒体号召民众“用血肉筑起防线”，这种动员能力远超哈梅内伊的宗教权威。 权力结构的差异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内贾德虽非神职人员，无法直接挑战哈梅内伊的最高领袖地位，却能通过总统职权推动激进政策。例如他曾试图削弱革命卫队的经济特权，这种“体制内破局”让以色列担忧其可能打破伊朗现有的权力平衡。而哈梅内伊的统治根基深植于教士集团和革命卫队，其决策往往经过多重利益博弈，这种“系统化强硬”反而让以色列更容易找到应对路径。 以色列的恐惧还源于历史教训。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内贾德不顾哈梅内伊的劝阻，向真主党提供远程导弹，导致冲突规模远超预期。这种“局部失控”迫使以色列重新评估伊朗的风险等级。相比之下，哈梅内伊在2025年冲突中始终控制着报复力度，即便以色列轰炸德黑兰，伊朗也未启动全面战争预案。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内贾德的政治生命与对抗以色列深度绑定。他的民调支持率往往随着反以言论的激烈程度波动，这种“表演型政治”让其决策难以用理性模型预测。而哈梅内伊的权威来自神权体制，无需通过对外强硬维持合法性，这使其在应对以色列时更具弹性。 这种差异在经济层面同样显著。内贾德的“石油福利”政策虽短期提升民生，却导致伊朗经济过度依赖能源出口，在国际制裁下愈发脆弱。这种结构性缺陷让以色列相信，哈梅内伊的稳健路线更易被经济压力瓦解。而内贾德若重掌政权，可能将经济困境转化为战争动员的借口，这种“破局思维”才是以色列最不愿面对的。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曾评估，内贾德若再次执政，可能在以下领域制造危机：一是重启阿拉克重水反应堆，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二是加大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支持，封锁曼德海峡；三是策动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跨境袭击，迫使以色列两线作战。这些行动虽未必直接威胁以色列生存，却可能引发地区连锁反应，消耗其战略资源。 相比之下，哈梅内伊的应对框架更清晰。他通过“抵抗经济”模式逐步去美元化，同时利用中俄牵制西方，这种“持久战”策略让以色列难以找到突破口。更重要的是，哈梅内伊的权力交接已进入倒计时，其指定的三位继承人皆为保守派，这种平稳过渡降低了以色列对伊朗政局动荡的担忧。 以色列的战略焦虑，本质上是对“非理性对手”的恐惧。哈梅内伊的强硬是可计算的威慑，而内贾德的激进是不可控的变量。在中东地缘格局加速重组的当下，这种变量可能成为打破力量平衡的关键。正如伊朗问题专家阿巴斯・阿斯拉尼所言：“哈梅内伊的棋盘是围棋，内贾德的战场是象棋——前者讲究布局，后者追求绝杀。”对以色列而言，后者才是真正的致命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