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5岁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返城，母亲怒骂：未婚先孕，不知羞耻！可得知孩子身世后，却立马变脸，哥哥嫂子也抢着要抚养孩子...... 1976年的北京盛夏，空气黏腻，蝉鸣聒噪，四岁的赵玉刚像只小考拉，死死扒着邵红梅的裤腿。 他搞不懂眼前发生了什么，只听见外婆近乎崩溃的尖叫，和一声清脆的碎裂声。 院墙外，街坊邻居的脑袋探头探脑，那些风言风语，比胡同里的穿堂风还要伤人。 赵玉刚不懂，他只知道，怀里这个女人，是他的妈妈。 他脚上那双千层底布鞋，鞋底磨得发白，还沾着陕北的黄土，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不小心闯入的信物。 1969年秋，十八岁的邵红梅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从北京城来到了到了这片黄沙漫天的土地。 半人高的土炕上，铺着一层硌人的芦苇席，风一吹，黄土扑面，呛得人睁不开眼。 就在这灰蒙蒙的底色里，一对新婚两年的年轻夫妇赵砚田和闫玉兰，走进了她的生活。 这对农村夫妻的实在和热心，让邵红梅有些措手不及，闫玉兰手脚麻利，当天就给她烧了半锅热水擦身。 赵砚田更是天不亮就去公社粮站排大队，只为换点白面给这个城里来的知青改善伙食。 窑洞墙上的大红喜字已经褪色，窗户上糊的报纸也挡不住寒风，可那碗热炕头上飘着油花的小米粥，却实实在在暖了邵红梅的胃，也暖了她的心。 城里寄来的饼干罐头，她也总掰成三份，三个人一块儿吃，可好日子没过多久。 1971年，闫玉兰怀孕，夫妻俩高兴地在窑洞前种了棵枣树，盼着孩子出生。 谁知树还没挂果，闫玉兰在秋天的晒谷场上摔了一跤，虽拼死产下一个男婴，自己却因大出血，再也没能睁开眼。 接生婆怀里哇哇大哭的奶娃娃，就是赵玉刚，邵红梅想也没想，一把接过孩子，撩起衣襟就往他嘴里塞，其实哪有什么奶水，不过是拿米汤先哄着。 从那天起，赵玉刚成了她的命，村里人开始嚼舌根，说这北京来的女知青，怕是要给死了婆姨的汉子当填房。 赵砚田听到这话，抄起铁锨就要跟人拼命，反倒是邵红梅拦住了他。 然而，老天爷似乎嫌这一家人的苦还没吃够，1976年，赵家沟下了一场邪乎的暴雨，黑云压城，大雨倾盆。 公社的粮仓眼看要被冲垮，邵红梅跟着赵砚田往仓库里冲，俩人一趟趟往外背麻袋，就在一根房梁断裂砸下来的瞬间，赵砚田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将邵红梅推出门外。 邵红梅获救了然而赵砚田却被房梁砸中，彻底倒在了地上，没了气息。 没过几天，返城的通知书到了，攥在手里像一块滚烫的烙铁。邵红梅在赵砚田和闫玉兰的坟前坐了一整夜。 她下定了决心，她要带这个孩子回家，一个她用命护着，也用命护着她的孩子。 所以，当她抱着玉刚踏进北京的家门时，迎接她的不是拥抱，而是母亲的怒火和碎了一地的搪瓷茶缸。 在母亲眼里，一个黄毛丫头，下乡几年，不清不白地带回来一个四岁的孩子，这简直是家门不幸，是“不知羞耻”。 面对母亲的咆哮和邻居的指指点点，邵红梅异常平静，她先蹲下身，轻轻拍掉玉刚裤腿上的尘土，安抚着吓坏了的孩子。 然后，她站起身，不辩解，不争吵，只是把赵家沟这七年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最后，她从布兜里掏出两样东西：一张是赵砚田的烈士证明，另一件，是一只用蓝布包着、只做了一半的小虎头鞋，那是闫玉兰生前想给儿子做的遗物。 真相像一道惊雷，劈开了老太太心里的偏见和怨气，她看着那张烈士证，又看看那只小鞋，身体开始止不住地发抖。 愧疚和心痛涌上来，她一把搂过外孙，嚎啕大哭，第二天，老太太就扯了新布，亲自给玉刚裁衣裳，用行动接纳了这个与自家没有半点血缘的亲人。 往后的日子，邵红梅在街道工厂糊纸盒，一个人拉扯着玉刚。 哥哥嫂子心疼她，劝她把孩子过继出去，她死活不肯，生活苦到孩子半夜发高烧，她能顶着大雪跑几里地去医院。 后来，她遇到了一个不嫌她拖家带口的铁路工人，两人搭伙过日子。那天起，玉刚又多了一个真心疼他的爸。 二十年后，1997年清明，已经穿上军装、大学毕业的赵玉刚，陪着邵红梅重回赵家沟。 窑洞前那棵枣树已经老得结不出几个果子，两座孤坟前的野草长得齐腰高。赵玉刚在生身父母的坟前，恭恭敬敬地磕头。 邵红梅这辈子，没说过什么大道理，却用半辈子的行动，把“母亲”这两个字写得明明白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