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苏州潘家老宅灯火昏暗，潘祖年躺在床上，脸色蜡黄，他招手让下人都出去，只留下年仅20岁的孙媳妇丁达于，躺在床上的他，艰难抬头，说：“你守寡已经两年，真是苦了你了，但我死后，你也一定不要改嫁，我有大事要托你。”这话说得直白，也说得沉重，丁达于愣了一下，眼眶一下红了，重重地点头。 潘祖年不是普通人，他是清末重臣潘祖荫的弟弟，出身苏州名门潘家，潘家最出名的不是银子，也不是官职，而是两口青铜大鼎，大盂鼎和大克鼎。 这两件东西，被学界称作“国之重器”，其中大盂鼎上铭文多达290字，是研究西周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潘祖荫当年在京城做官时，花了大价钱从古董商人手里买下，并运回苏州老宅，清朝灭亡以后，潘家虽没再出大官，但这两口鼎还在，潘祖年守得紧，谁都不敢打它们的主意。 可问题是，潘祖年到老也没个亲儿子，孙子潘承镜虽早早娶了丁达于，可偏偏结婚没多久就去世了。 等到1925年病重那年，潘祖年想来想去，这家里，最信得过的，就只剩这个守寡两年的小孙媳妇。 那天，他让她跪在床前，手搭在她肩膀上，声音沙哑：“这两口鼎是祖宗留下来的，来头你也晓得，现在世道乱，怕是保不住了，我想托你件事，死后你顶门，你要是不改嫁，就能镇得住这家。”说完这话，屋子里一时没声，丁达于低头许久，才一字一顿应了句：“好。” 谁都没想到，丁达于说到做到。 潘祖年死后不久，潘家的亲戚开始骚动，有人要分家产，有人打听那两口鼎的下落，还有外头的买家上门，出价高得惊人。 丁达于一个小寡妇，不吵不闹，谁来问，她只一句：“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能卖。” 有一年，直隶总督端方派人来，说要借鼎做研究，借？丁达于笑都没笑，只让下人回话：“主人出门了，不知何物。”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人来找，说愿意出六百两黄金外加一幢上海别墅换一口鼎，她站在大厅里，眼皮都不抬，只冷冷一句：“不卖。” 这些年，她也不是没想过逃，可一想到病榻上潘祖年拉着她手说的话，她又咬牙忍了下来，她改了姓，丁达于变成了“潘达于”，别人问她为何这样，她只说：“门楣不能断。” 抗战爆发时，苏州一下变了天，日本兵进了城，住进了宅子，对着古董虎视眈眈。 一天夜里，有个日本军官喝醉酒，在客厅里乱晃，差点就摸到挂着的青铜器，那晚她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她悄悄找了个老工匠，挖开后院地砖，在墙边弄了个暗坑，把两口鼎和一堆古器统统埋了下去。 完工后，她亲手摆上假花和老式书架，活生生把一个藏宝地变成了杂物房。 没过多久，日本兵又来搜查，翻箱倒柜，佣人慌得不行，她站出来说：“别动我祖宗的地方！”那语气冷硬得很，连鬼子都愣了一下。 整个抗战八年，她整天提心吊胆，夜里常一个人偷偷去后院，拿着小锤子敲木箱，听听有没有裂缝，每次敲完，她都要在箱顶划一记做暗号，然后跪下来，朝着地下磕一个头。 日本兵撤了，战事也停了，可她没马上把鼎挖出来，而是照旧埋着，她说：“没到时候。” 到了1950年，新政府在苏州重组文物管理机构，她才写了一封信送去，信上她字写得不多，大意是：家中有西周古鼎两件，愿捐国家，免后患。 上头看信大吃一惊，立刻派人来核实，挖开后院砖地，两口鼎一口口被抬出，一旁的工人都看呆了。 她站在台阶上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口大盂鼎看了很久，那天，风很大，她头发被吹乱了，也没人敢去替她理。 上海博物馆1952年建成后，大盂鼎和大克鼎成了镇馆之宝，陈列在最核心展厅中，上头曾问她愿不愿收点酬劳，最高批给她一张十万元支票。她摆手说：“奖状给我就好，钱免了。” 晚年的她一个人住在原来的宅子里，不出门，不应酬，有人说她苦，有人说她倔，可她只是笑着说：“我答应过的事，做到了。” 几十年后，去上海博物馆看鼎的人越来越多，可没人记得，这两件东西，是一个守寡多年、撑起全家的女人，靠着双手和一口应承，活生生保下来的。 参考资料： 《国宝传家：潘家藏鼎的百年守护》，《苏州地方文献资料汇编》，苏州市档案馆编，2019年版 《大克鼎与大盂鼎的流转史》，《上海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