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赦免盗马者并赐酒，谁能想竟靠他们战场救命逆转战局？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秦晋之间有便利的交通联系。长期以来,文化交往也比较密切。然而双方交战亦颇频繁。秦穆公十五年(前645)与晋惠公战于韩。《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十五年,晋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秦晋两国国君在前线直接交锋。“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騺。”战场情势瞬息万变,秦军曾经把握主动权,然而又转为劣势。“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甚至一时陷于极其危急境况的秦穆公因晋军的攻击致伤。“晋击缪公,缪公伤。”然而,当秦军处于被动局面时,竟然意外出现转机。《史记》就此留下了详尽的记述:“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解救秦穆公并且致使秦军反败为胜。生俘“晋君”的竟然是英勇“驰冒晋军”的“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 对于所谓“岐下食善马”,《史记》说明了事情缘由:“初,缪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然而秦穆公则宽怀相待,又以“赐酒”优遇防备“伤人”。“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于是,面临秦晋决战,“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这些“岐下野人”勇敢作战,竟然使得秦穆公成功脱险又逆转而胜。“从而见缪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所谓“食马之德”是和“赐酒”相联系的。 秦穆公因“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赐酒而赦之”所表现的宽怀,得到“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皆推锋争死”的回报。在这里,“酒”成为秦政治史、秦军事史演出发生这一重大转折的重要道具。 唐王朝的建国者李渊所谓“昔人赐盗马者酒,终获其报”,以为“古风”标范,用以教训臣下。 秦穆公以“君子不以畜产害人”的胸怀赦免盗马者并赐酒，不仅成就了一段以德报怨的千古佳话，更在韩原之战中以三百“岐下野人”的拼死力战扭转乾坤，堪称春秋政治智慧的典范。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战场上的胜负逆转，更在于其揭示了治国安邦的核心逻辑——仁德施政方能凝聚民心，而民心向背往往决定国家命运。 从历史脉络看，秦穆公的宽怀之举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重施于民”治国理念的集中体现。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等贤才，推行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在晋国饥荒时“泛舟之役”输粮救民，彰显大国担当；面对西戎威胁，以“投河劳师”的豪情凝聚军心。这些举措共同构建了秦国崛起的根基，而赦免盗马者正是其“得民心者得天下”思想的生动注脚。 这一事件的历史回响尤为震撼。唐高祖李渊以“昔人赐盗马者酒，终获其报”教训臣下，将其视为“古风”标范；周公东征后以“秦饮”庆功，更将酒的象征意义融入国家礼仪。秦穆公的仁德不仅改写了一场战役的结局，更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以民为本”的精神基因。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揭示的，真正的强国之道，不在于严刑峻法，而在于“推锋争死”的民心归附。这种超越时代的智慧，至今仍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启示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