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是什么原因呢？
1974年10月29日，从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3号楼后，陈永贵本该感到无比荣耀，但他却感到极度不适。 喧嚣惯了的他，难以适应钓鱼台的静谧，一切对他来说都显得格格不入。 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公文，这位农民出身的副总理感到无比煎熬，他渴望与熟悉的人聊聊天，但中午的学习时间与他午睡的习惯相冲突，让他更加难以适应这新的生活节奏。
最终，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压抑的生活，便借故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寨。 在家乡的大会上，他向父老乡亲吐露了心中的苦闷和压力，坦言自己不适合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一个不识几个字的农民，如何胜任副总理的重任？他深知自己更擅长基层工作，而不是在北京处理文件。
实际上，不仅陈永贵本人感到不适，毛主席也看出了他的窘境。毛主席了解陈永贵的经历，知道他身上拥有农民的朴实与坚韧，以及对农业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钓鱼台的环境，对于陈永贵来说，如同华丽的牢笼，限制了他的才能发挥。
因此，在毛主席的同意下，陈永贵搬离了钓鱼台，住进了交道口的一处小院。 这体现了毛主席对陈永贵的深刻理解和信任，他希望陈永贵回归熟悉的基层环境，继续贡献他的才能。 即使身居高位，陈永贵仍保持着朴实的作风，靠挣工分生活，加上山西省和中央的补贴，每月收入也只有百余元。他坚持保留农村户口，拒绝将家人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认为自己应该以身作则，不因职位改变而放弃农民身份。
搬到小院后，他依旧保持着农村的习惯，在院子里种植果树，以此打发时间。 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需要劳动。 陈永贵与钓鱼台的这段经历，看似一个不适应的插曲，实则展现了他作为农民副总理的独特之处：他不被权位迷惑，始终热爱基层，执着于农业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