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这个胸前挂满勋章的人，他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是他跟外人勾结，把外蒙古硬生生推向了独立，让中国白白丢了156万平方公里的地盘，这块地儿大得能装下3个法国，或者9个广东。 这个人就是乔巴山。 乔巴山1895年出生于清朝外蒙古车臣汗部的牧民家庭，13岁被送入寺院当喇嘛，却因出身卑微饱受欺凌。 1912年，17岁的他逃离寺院，徒步千余里辗转至库伦（今乌兰巴托），这段屈辱的经历并未激发他对底层的同情，反而催生了对权力的畸形渴望。 1914年，他进入沙俄控制的伊尔库茨克师范学院附设学校，在这里接触到布尔什维克思想，却将革命理想异化为个人野心的工具。他深知，要在动荡的外蒙古崛起，必须投靠更强大的势力——沙俄和后来的苏联。 1919年，北洋将领徐树铮短暂收复外蒙古，乔巴山却暗中勾结俄国革命者金巴热夫斯基，组建地下小组宣扬分裂思想。 1920年，他与苏赫巴托尔合并成立“蒙古人民党”，并亲赴苏联求援。此时的苏俄正觊觎蒙古的地缘价值，立即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支持。 1921年3月，在苏联红军扶持下，乔巴山就任“蒙古人民军”政委，趁北洋军阀内乱攻占乌兰巴托，自此开启依附苏联的政治生涯。 1921年7月，他联合苏联红军击败中国驻军，扶持傀儡政权“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表面上保留着布尊丹巴活佛的君主立宪制，实则将军政大权牢牢攥在手中。 1923年苏赫巴托尔离奇死亡后，乔巴山清除异己，成为蒙古实际统治者。他对内建立特务机构“国家内防处”（后改称内务部），对外则彻底倒向苏联，将外蒙古变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 他的背叛不仅停留在政治层面。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以对日作战为条件，要求维持外蒙古“现状”，而乔巴山配合演出，在同年10月组织了一场被苏军全程监督的“公民投票”。 投票过程中，选民被强制要求实名签字，反对票会被登记姓名并面临报复，最终97.8%的“赞成票”结果毫无悬念。 这场公投，让外蒙古在法理上彻底脱离中国，而乔巴山则作为“独立功臣”被苏联授予勋章，却让中华民族的版图永远缺了一角。 为彻底切断外蒙古与中国的联系，乔巴山推行了一系列丧心病狂的“去中国化”政策。文化上，他废除沿用七百年的传统回鹘蒙文，改用斯拉夫字母拼写的“新蒙文”，严禁汉藏文化传播，连《三国演义》等古典书籍都被列为禁书。 他发动“破除宗教迷信运动”，强制3万喇嘛还俗，捣毁900余座寺庙，杀害至少1.8万名高级僧侣，蒙古千年宗教文化近乎毁灭。 经济上，他断绝与内地的贸易往来，封锁边境，迫害华商，导致外蒙古的中国人口从数万锐减至“归零”。 这种文化灭绝和经济绞杀，比军事占领更恶毒，它让外蒙古年轻一代失去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彻底沦为苏联的附庸。 更令人发指的是，乔巴山为巩固权力，在蒙古大搞个人崇拜。他模仿斯大林，树立巨型铜像，将自己的画像与马克思、列宁并列，甚至篡改教科书，将外蒙古的历史歪曲为“从未属于中国”。 他清洗了一切反对声音——1937年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直接指导下，他处决了包括根敦总理在内的数千名政敌、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制造白色恐怖。 乔巴山的背叛还不止于此。他支持新疆“三区革命”与西藏分裂势力，妄图将分裂主义扩散至中国其他边疆地区，对中华民族欠下又一笔血债。 他不是什么“蒙古的斯大林”，而是一个毫无底线的投机者，一个为了个人权力出卖民族利益的叛徒。 1952年，他因肾癌在莫斯科病逝，至死都未对自己的罪行有过丝毫忏悔，反而带着“国父”的虚名进入坟墓，留下外蒙古经济凋敝、文化断裂的烂摊子——如今的蒙古国GDP不足160亿美元，人均收入低于中国内蒙古，工业基础薄弱到连卫生纸都需进口，这就是乔巴山“独立”政策的“遗产”。 乔巴山或许已被黄土掩埋，但他的罪行永远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他胸前的勋章终将褪色，而历史的审判永不缺席——他是分裂国土的千古罪人，是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