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秋天，一群荷枪实弹的伪军，在依兰县城截住了一辆挂着邮局标志的马车，强行征用这辆车来拉送弹药。 他们二话不说，强行征用这辆马车运送弹药，车夫名叫李升，那年他已经65岁了。 李升恳求伪军放行，说这车是送邮件的，要是耽搁了送去佳木斯，他就拿不到工钱了。 可伪军哪管这些，粗暴地把车上的邮件扔到路边，硬是塞满一车弹药，然后逼他立刻驾车出发。 他们在出发前简单盘问了李升，得知他是邮局雇用的邮差，干这行十几年了，人也60多岁了，看着老实巴交的，伪军觉得一个老头子闹不出什么大浪，只派了一个兵押着车。 刚开始，押车的伪军还挺警惕，端着枪跟在马车后面，可赶路时间一长，看着前面那个瘦小的老头儿，戒备心就慢慢松下来了。 车子在土路上颠簸了几个钟头，终于到了松花江边，拉车的马累得直喘粗气，步子越来越慢。 李升再次恳求押车的伪军，让马歇会儿脚，伪军非但不理，反而一把抢过马鞭，抽打起马来。 没曾想看似老实巴交的李升猛地抽出车上一块厚实的木板，用尽全身力气，高高抡起，劈向伪军的脖子。 在那之后，他将伪军连同车上那批要命的弹药，全推进了奔流的松花江里，随后，驾着马车迅速消失。 第二天，日本兵和伪军像疯了一样沿着江边搜索，结果什么也没捞着，他们跑到依兰邮局去追问，发现李升和那辆马车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要是那些日伪兵知道李升究竟是从哪儿闯出来的，估计魂都得吓掉一半。 1915年，他被骗到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里修铁路，干的是能累死牛的重体力活儿，工钱一分没拿到，那里想逃都找不到方向。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他和一群被困的工友加入了护路队，为了活命，也一块打，在真刀真枪玩命的战场上，他学会了打枪、耍马刀、近身搏斗，还练就了骑马的好本事。 1919年，他在一次激战中被冲散，他躲躲藏藏熬了几天，瞅准一个没人注意的空档，踏着冬天江上厚厚的冰层，悄悄跑回了东北。 回到东北后，他用攒下的钱买了马车，干起了邮差的老本行，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在街坊邻居和同事眼里，他还是那个脾气挺好、看着有点驼背、绝不会招惹是非的李老头。 可谁能想到这个天天赶着马车送信的老邮差，当年是能跟敌人玩命的角色呢？ 那次在松花江边被逼无奈痛下杀手之后，他知道依兰不能待了，驾着马车一路奔逃，最后落脚到鹤立县十号屯，把马车卖掉，隐姓埋名，靠着替人割水稻、打短工这些力气活艰难糊口。 好巧不巧，冯仲云正在鹤立一带活动，建立地下交通站，组织抗日武装，二人有了交集。 1933年，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时他已经66岁，要跟着大部队翻山越岭打游击，冲锋陷阵，体力显然跟不上。 冯仲云为此斟酌了很久，想到他原先的经历以及实际情况，最终觉得让他跑交通，传递消息、护送人员、转运物资，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在那之后，他传递过无数珍贵的信件和情报，但他最紧要的任务之一，是护送那些价值连城的抗联领导人安全转移，为了不引起路上盘查的怀疑，他们经常扮作赶路的一家人， 时间久了，大家发自内心地尊敬和爱戴这位坚韧无私的老人，都尊称他为“抗联之父”。 1938年，日寇调集重兵疯狂围剿，抗联各部之间的联系变得极其困难，特别是北满的抗联队伍与南满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几乎完全断了线。 冯仲云连续派出了好几位精干的交通员试图恢复联系，结果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生死不明。 在几乎绝望的时候，冯仲云把目光投向了李升，那年，李升已经71岁高龄了。 组织上反复权衡，深知此去九死一生，但任务实在太过重要，李升没有任何犹豫，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重任。 足足找了一个多月，就在体力快要耗尽的边缘，他终于奇迹般地找到了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 然而，立下这奇功仅仅几个月后，他却突然失去了所有联系，音讯全无，冯仲云急疯了，派出多人四处搜寻打听，找了一年、两年……得到的都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消息。 1946年8月16日，来了一个衣衫褴褛、佝偻着腰、浑身伤痕累累的古怪老头，门卫上前盘问，老头只喃喃地反复说要找冯仲云。 当消息传到冯仲云那里时，他几乎是狂奔着冲出了办公室，跑到门口，仔细端详着那个饱经沧桑、几乎难以辨认的身影，泪水夺眶而出，他一把紧紧抱住那个老人，声音哽咽：“老李！是你吗？这些年你跑哪去了啊！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你光荣牺牲了！” 原来在1938年那次重要使命完成后，他在返回途中不幸被汉奸告密，落入日军手中，对其严刑拷打，见问不出有用的信息，直接将其锁入大牢，一关就是十年。 出狱后，他经过整整一年的风餐露宿、艰难跋涉，最终辗转打听到冯仲云所在的位置，这才有了那催人泪下、恍如隔世的重逢时刻，这一年，他正好80周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