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日本富家女不顾家人反对，远嫁数学家苏步青。哪料，日军侵华期间，富家女竟趁苏步青外出，在家中接待日本军官。 那年，数学讲座结束后，年轻的讲师苏步青走出了讲堂，他意外地被一位追出来的米子拦住了。 但这次她没有询问无关事宜，而是针对他演讲中涉及傅里叶变换的关键点提出了两个颇具深度的学术问题。 后来，在学校的各种学术活动中，两人碰面的机会逐渐增多，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点。 都享受宁静的时刻，喜欢阅读相近类型的书籍，甚至在雨天倾听屋檐滴水的声音也觉得是种特别的体验，共同的志趣让两个年轻人之间产生了微妙的情愫。 然而，他们的交往很快便遭遇巨大阻碍，松本教授极力反对女儿与一名出身平凡且国籍敏感的留学生交往，当面对其表达了不满，直指其家境“寒酸”，认定其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米子面对父亲的激烈反对，没有进行言语上的争辩，但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选择，她默默收起华贵的和服，剪短了头发，毅然从舒适的家中搬出，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简单的小房间居住。为 1928年的春天，他们二人调地举行了婚礼，朋友们在小小的居所里摆了两张桌子，准备了几样简单的饭菜。 他们收到了朋友送来的礼物，特别喜欢一只朴素的紫砂壶和一本中文版与数学相关的书籍，她认为这些实用的物品更有意义，象征了他们共同面对平凡而充实生活的开始。 婚后的日子在仙台稳定下来，苏步青在学术上也崭露头角，但早年的一个约定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赴日留学前，他曾与另一位中国数学家陈建功有约，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祖国，将所学知识传授给中国的学生。 1931年，尽管在日本的学术前程和个人生活都已趋于安稳，他告诉妻子，该是履行承诺回国的时候了。 米子理解丈夫的决心和责任感，立刻着手整理行装，甚至将自己珍藏的一枚玉吊坠和几支银簪子变卖，将所得的钱款小心缝进了随身行李的夹层中，最终他们一家踏上了驶往中国的轮船。 此行的终点是杭州，轮船靠岸的那天，天气阴沉，飘着小雨，他们抱着年幼的孩子，背着行李走下湿漉漉的甲板。 安静地随着人流，进入安排好的浙江大学的旧校舍，放下行李，她马上找出炉子开始烧水。 苏步青告诉她，自己将从头开始，用中文给中国学生们讲授现代数学知识，她只回问了一句：讲义是不是要用中文来写？ 得到丈夫肯定的回答后，她立刻表示：那我来负责抄写，自此，她便承担起一项漫长的工作。 1937年夏天，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火迅速蔓延至东南沿海，杭州也面临沦陷的危险。 浙江大学为了保存教育火种，决定举校西迁，就在准备迁徙的过程中，有日本军方人员试图接触苏步青。 有一次，他正好外出授课，几名身着日本军服的人敲开了苏步青家的门，他们声称是代表“日本科学界”来表达善意，但目的非常明确，要求其交出正在研究或完成的重要微积分手稿。 巧合的是，那份关键的研究手稿当时正放在房间的桌子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军人，她的反应异常冷静。 她神情自若地告诉对方，手稿不在家里，那些人离开后，她她迅速将桌上的手稿卷好，塞进一个厚实的油纸袋里封好。 接着，她搬开一个角落里的腌菜坛子，将油纸袋紧紧压在坛子底下，再搬来另一个装满泡姜的重坛子压在上面。 苏步青回家得知此事后，深感后怕和庆幸，思考了片刻，只对妻子说了一句：“做得妙。”饭桌上的谈话不多，两人默契地加快了清理书籍资料的进度，为随时可能出发的迁徙做准备。 可西迁之路的艰难远超想象，他们跟随学校的大部队，不断换乘各种交通工具，常常在恶劣的天气和路况下徒步跋涉。 经过漫长而艰险的跋涉，他们最终抵达了相对偏僻的贵州落脚，安身之所是几间破旧的木板房。 当地气候极为潮湿，宝贵的学术书籍很快出现了霉斑，生活的困难接踵而至。 更令人难过的是，当地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居民，对偶尔会讲日语的她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但她没有过多地去解释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反而开始尝试习惯当地的食物如豆腐乳和辣味很重的辣椒面，她将穿旧了的中式旗袍仔细拆开，重新剪裁缝制成结实耐用的教案袋。 1953年，苏步青因公外出参加一次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回到家中，她告诉丈夫：“我要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就在那一年，她正式加入了中国国籍，根据当时规定，选择了丈夫的姓氏和自己的原名，登记名为苏松本。 入籍手续完成后，她曾短暂地返回了一次日本仙台，处理父亲留下的遗物，办妥了相关事宜，在那之后，她没有留恋，再也没有回过日本，故乡从此只存于记忆之中。 信息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苏步青传》.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