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国洲际导弹首次发射，但计算弹头的落脚点却难住了众多科学家，一位扫了数十年厕所的老人站了出来，仅用了一支笔、一叠纸，就准确推算出来弹头落脚点！当得知老人的身份后，众人却坐不住了。 1973年，西北某军事研究所的后勤部门来了一位新清洁工，年纪很大，头发花白，腰板挺得直。每天清晨，他会准时出现在厕所间，拿着刷子、铁桶、抹布，一言不发地干活。 中午吃饭时，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拿出一个旧饭盒，里面装着冷饭和几根咸菜。晚上，他会在宿舍床头点上一盏小灯，看着一本封面已经破旧的笔记本，写写画画，没人知道他在写什么。 有一次，技术处的小王上厕所，看到那位老人蹲在门口的地上，拿一小段粉笔头在水泥地上写一串串复杂的公式。小王看不懂，以为他是疯了，回去还笑着跟同事讲：“那个扫厕所的老头，是不是以前教书的？” 1979年春天，研究所突然接到上级任务，准备进行一次重要的洲际导弹试射。然而关键的弹道计算迟迟无法得出准确结果，试验时间已定，技术人员几次推演都出现偏差。上级催得紧，所里一时陷入焦灼。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位退下来的老专家忽然提到一个名字：“束星北。” 很多人一脸迷茫，有人问：“谁？”那专家叹了口气，说：“就是扫厕所那个。”第二天，一辆吉普车开进后勤区，几名军官直接找到清洁工宿舍。 门推开，束星北正坐在床边，一手拿笔，一手翻纸。他抬起头，淡淡地看了一眼来人，然后默默把笔盖上，站起身，拿起那本旧笔记本，说：“走吧。” 会议室内，年轻的技术员们还有些不服气，但领导一声令下，所有资料全部交给束星北。老人没有电脑，连计算器都没要，只要了一叠白纸和一支笔。他低头演算，公式迅速铺满整张纸，几个小时后，他在地图上点了个位置，说：“落点应该在这里。” 技术人员半信半疑地拿回去验证，没想到模拟结果几乎完全吻合，误差控制得极为精准。试射按期进行，弹头准确命中目标。消息传开后，整个研究所才知道，那个扫厕所的老人，竟是一位顶级科学家。 但束星北从来没有讲过自己过去的经历。他的资料夹里，只有几张老照片和泛黄的文稿。后来还是有人去查，才发现这个名字曾出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各大物理学刊物上。 他在柏林大学攻读博士，曾在普朗克门下做助教，还与爱因斯坦有过通信。他发表过一篇关于粒子轨道模型的论文，引起当时西方物理界的高度关注。 回国后，他拒绝了美国三所大学的教授聘请，坚持回到祖国。最初，他在大学任教，讲理论物理，也参与过国防科技项目。可因为特殊历史时期，他被打为“右派”，调往西北，成了清洁工。他从不辩解，只说：“安排就干。” 他被安排扫厕所的三十年里，从未停止思考。他从单位丢弃的旧纸堆里挑出背面干净的纸，装订成册当演算本。他在厕所墙角藏着一张小凳和一盒粉笔，偶尔趁没人时，在墙上写下最新想出的公式。有年轻人看见问他：“您这是在写什么？”他微微一笑，说：“算点小东西。” 那年试验成功之后，研究所为他专门腾出一间小办公室。那是一间废弃的仓库，被清理干净后放了一张旧桌和一盏台灯。他仍旧穿着那件打补丁的棉袄，仍旧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演算。不同的是，每天有年轻研究员排队来向他请教。他不讲大道理，只拿起笔，列公式，推演，讲原理。 在那之后的四年里，他为多个重点项目提供了计算支持，修正了模型参数，设计了两种新的预测方法。他没有计算器，全凭心算与纸笔。即便如此，他的结果从未出过一次偏差。 1983年冬天，束星北病倒住院。临终前，他将一本笔记本交给所里，说：“我这一生就在这上头了。”他又补了一句：“我的脑子如果还有用，就留下来研究吧。”研究所紧急上报，准备保存遗体做神经科研用途，但因冷藏系统故障，最终未能成功保存。 他去世那天，没有仪式，没有送行队伍。只有几个曾被他指点过的年轻研究员自发来到他住过的宿舍，打开那盏小灯，看着桌上最后一张演算纸。 几年后，他的名字被重新写入研究所档案，一份内部资料上这样记录：“束星北，男，物理学家，曾参与重大项目计算支持，贡献显著。” 再往后，有学生整理他的遗稿，发现其中大量是六七十年代国际前沿的推导模型，那些在国内几乎还没有被介绍过。他早已独立推演出来，只是从未发表。 束星北的墓地就在研究所后的山坡上，很小，一块石碑写着：“束星北，1907–1983。”没有头衔，没有奖章，碑下埋着一个沉默了三十年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