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程潜劝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起义,张镇说:“当年陈诚、戴笠要置我于死地,是蒋校长保的我,我不能反他,他要是失败了,我跟着他跳海。”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暗中策划起义,在得知张镇到长沙探亲时,便去做工作。 张镇听后,说:“颂公,老头子对我有知遇之恩,戴笠和陈诚多次设局,欲置我于死地。关键时刻,都是老头子出面力保,我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 程潜说:“你与他的,只是私情,起义是大义。” 张镇说:“颂公,倘若真走到失败那一步,我唯有陪着老头子,哪怕一同跳海。” 程潜见张镇如此顽固,叹气说:“你再仔细斟酌斟酌,一旦错过,可就再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张镇说:“颂公,实不相瞒,你们筹划起义的事,早就有人密报给我了。不过,你大可放心,出卖朋友这种事,我干不出来。只是我心意已决,实在无法与你们一同参与。” 张镇是湖南常德人,黄埔一期生,当过老蒋的侍从副官,宪兵司令谷正伦设立后,被派去担任教育长、副司令,对司令谷正伦进行牵制。 在南京保卫战中,谷正伦称病离开,张镇指挥宪兵与日军血战。据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回忆,在南京沦陷前夕,局势已极度危急,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已撤离,张镇却带着宪兵,坚持作战,直至接到正式的撤退通知。 谷正伦调任甘肃省主席后,宪兵司令由贺国光接任,贺国光兼职不少,宪兵事务实际由张镇主持,1944年,张镇正式出任宪兵司令。 张镇主持宪兵事务时,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之间的矛盾很大,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戴笠在兼任缉私署长后,军统势力如日中天,其手下人员更是嚣张跋扈,肆意妄为,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进行走私活动。 张镇对军统的这种行径深恶痛绝,下令宪兵在各交通要道设卡,严查军统往来车辆。只要发现有走私行为,不论涉及军统哪个级别,一律先扣押货物。这一举措无疑是对军统的公然挑战,各地宪兵团长大多畏惧戴笠,对张镇的命令只是表面应付,阳奉阴违。但仍有少数几个正直的宪兵团长坚决执行。如此一来,军统每月都有大量走私货物被查扣,人员被逮捕的也不少。 戴笠勃然大怒,亲自找到张镇兴师问罪,说:“张司令,何必把关系搞得这么僵呢?” 说着,戴笠怀中掏出几个宪兵与军统特务串通走私的证据,企图以此让张镇妥协。 张镇看了看证据,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说:“戴局长,既然有确凿证据,那就必须按军法处置。这些败类,竟敢败坏我宪兵的名声,留他们不得!” 说毕,张镇当场下令将犯事的宪兵枪决。戴笠见状,气得脸色铁青,却又无可奈何。戴笠回去后,叮嘱军统以后行事要小心,千万别再招惹张镇这个“硬茬”。 张镇与陈诚之间的矛盾也不小,陈诚取代何应钦,接任军政部长后,经常对宪兵工作指手画脚,横加干涉。 张镇对于陈诚指示,认为合理的会执行,认为不合理的,则坚决反对,毫不留情面。这让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陈诚极为恼火,对张镇怀恨在心。 陈诚、戴笠多次在老蒋面前添油加醋地告状,强烈要求撤换张镇。然而,老蒋对张镇这个宪兵司令是满意的,不管是戴笠还是陈诚的小报告,都置之不理。 拒绝程潜的起义邀请后,张镇在南京解放前夕,下令宪兵撤往广州。9月,张镇又把宪兵部队调集到西南的成都、重庆等地,企图凭借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负隅顽抗。 不久后,遵照老蒋的指示,张镇派遣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带领5个宪兵团前往云南昆明,命副司令吴天鹤指挥宪兵部队驻防在成都一带。 在重庆解放前夕,张镇深知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只能乘坐飞机逃去了台湾。而张镇他离开后,吴天鹤带领所属的4个团、3个特种营、宪兵学校、医院的官兵共五千多人起义。 在吴天鹤筹划起义期间,有人偷偷将此事密报给张镇。张镇虽然自己不愿起义,但念及多年的袍泽之情,心中五味杂陈。最终,张镇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对吴天鹤的起义行动加以阻止。 在昆明的李楚藩,在卢汉于云南发动起义时,被卢汉的部队扣押起来。他带去的5个宪兵团和原本在昆明的1个宪兵团,最终被解放军缴械改编。 逃到台湾的张镇,不久后病死,被老蒋追赠为“陆军二级上将”。
1935年,红军伪装成敌人过封锁,遭敌人盘问,正要放行时,一战士见敌人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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