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延安鲁艺学院成立不久，为纪念抗战一周年，来自上海、武汉各地的文艺青年聚集在一起，由王震之等执笔写的话剧《流寇队长》，主演有她，身灰布军服，对大家都和和气气的。 舞台上那姑娘扎着利索的麻花辫，灰布军服洗得发白却挺括得很。她一抬眼，台下就跟着揪着心。那时候延安的冬天冷得刺骨，可窑洞前的空地挤满了人。有拄着拐杖的老红军，有抱着娃的妇女，还有穿草鞋的农民。他们裹着破棉袄，大口哈着白气，眼睛却像星星一样亮。 写剧本的时候可不容易。王震之他们把能用的纸都翻出来了，钢笔没水了就蘸着墨水瓶写。有人提议加点洋气的台词，立马被拍桌子反驳："咱这是给谁看？给老乡们看！满嘴之乎者也，能把人听晕！"于是他们学着陕北说书的调调，把台词写得像石磙碾过的黄土，平实又有力。 后台乱得像个蜂窝。有人帮着扯幕布，有人举着油灯生怕把词忘了。那姑娘冲着后台伙伴喊："给我把枪背带扯紧点！"她接过道具枪，对着镜子比划两下，突然就笑出声来。旁边人问咋了，她捂着嘴说："我叔就是这么举枪的，每次打完仗回来，烟斗都烫红了……" 首演那晚，整个延安都像煮沸的黄河水。台下的欢呼声能把窑洞震塌，老乡们直拍大腿："这女娃演得实诚！跟俺家二妮子一个样！"可在后台，那姑娘却对着镜子发愣。她摸着灰布军服的口袋，里面躺着半块腊肉。那是老红军李大娘塞给她的，临走前还絮叨："娃啊，你叔要是活着，准喜欢你这身板子……" 胜利后的延安，文艺青年们把油灯都烧坏了。他们不再端着架子演戏，而是把老乡的板凳搬上台，让真农夫来演庄稼汉。那姑娘有次演完，被个穿补丁袄的小姑娘拉住衣角："姐，你为啥要演流寇？"她蹲下来，摸着孩子的头说："因为咱要让所有的流寇都变成好汉。" 有回大雪封山，几个学生急匆匆跑来："老师，外面有人要找您。"她拍掉身上的粉笔灰，看到一群年轻人举着相机，领头的却是个白发老者。老者摘下眼镜，喉头动了动："当年台下那个跺脚的老汉是我。你叔是被鬼子打死的，那天看你演戏，我突然想通了——闹革命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不再流离失所。" 如今那姑娘的照片还挂在鲁艺旧址的墙上，灰布军服洗得发白，可眼神比陕北的阳光还亮。旁边的展板上写着："文艺不是象牙塔里的摆设，是黄土高原上生长的庄稼，得有泥土味，才能养活人。" 可后来的事，总觉得有点让人不是滋味。那些文艺青年们，后来有的成了大艺术家，有的却默默无闻。有人说他们的戏太直白，像大碗的稠酒，少了点余味。可在延安的老乡们心里，那些举着油灯写剧本的日子，才是最滚烫的年月。 就像那姑娘常念叨的："咱的戏不一定能让所有人拍手，但得让最苦的人流下眼泪。那时候的文艺，才是活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