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邓稼先回到家，妻子许鹿希一把扯住他质问28年不回家，是不是外边有人了？邓稼先刚要解释，谁知许鹿希竟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表示不用解释，我一直都相信你！ 那年，孩子刚刚上一年级。老师布置作业，要画“我的爸爸”。小男孩拿着蜡笔，画了一个模糊的身影，然后歪歪扭扭地写上两个字：“邓稼先”。老师问他：“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他摇头，说：“不知道，妈妈也不说。” 更早的时候，许鹿希推着婴儿车，走在清华园里，身边的邓稼先正小声和她争论“中子反应堆的稳定性”。 他讲得眉飞色舞，像在讲一个热血故事。她笑着打断他，说：“你能不能有点正常人情味？”他挠了挠头，说：“那我们先说正事，咱们结婚吧。” 1953年，婚礼没有礼堂，也没有婚纱。只是几位亲朋好友坐在院子里吃了顿饭。邓稼先偷偷写了张纸条塞给许鹿希，上面只有一句话：“愿与你共此一生，不论风雨。” 1958年，天刚亮，他背着一个小布包出门。许鹿希问：“你要去哪儿？”他说：“临时调动，很快回来。”可这一走，就是十六年。他留下了一只用旧的茶缸、一双旧布鞋，还有两个懵懂的孩子。 他第一次回来是在1970年，时间不凑巧，家里停水，灯泡也坏了。他挽起袖子，修灯修得满头大汗，孩子们围在他腿边，看着这个“传说中的爸爸”。 七天后，他又走了。走的时候，女儿从楼上扔下一个纸飞机，飞机上写着：“爸爸快回来。”他接住纸飞机，转身没再回头。 1985年，邓稼先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家。这次他没带东西，只带了一堆纸稿。他身体明显不好，许鹿希看得出来，却没说破。他一边吃药，一边写建议书，说：“这东西我不喜欢，可得有人去做。” 夜里他咳得厉害，咳到直不起腰。她扶他躺下，手搭在他额头上，他却望着天花板说：“如果我能活着看到和平那天就好了。” 很久以前，他们还在念大学时，许鹿希喜欢带他去听音乐会。他听得直打瞌睡，但从没拒绝过。她问他：“你一点都不喜欢音乐？”他说：“喜欢你。”她笑，说：“那你总不能拿这个来糊弄一辈子。”他摇头：“我可以。” 他们也吵过架。一次，许鹿希发现家里米缸空了，问他怎么还不领粮票，他一边看着试验数据一边说：“我忘了。”她气得摔门而出，傍晚回来，看到他坐在煤球炉旁煮稀饭，稀得像水，他说：“对不起。” 时间久了，连孩子也习惯了“父亲缺席”的日子。每年春节，许鹿希会把家里的两张老照片翻出来擦一遍，一张是结婚照，一张是邓稼先第一次回家时的合影。孩子问：“爸爸还会回来吗？”她总是回答：“他忙。” 医院的诊断书递过来时，许鹿希愣了几秒，接过去装进抽屉。从那天起，她再没离开过家，天天守着他。她煮鸡汤，他咽不下；她读信，他听不进。可只要有人说起“核弹”、“发展”、“战略”，他就立刻精神。 在他最后的一个晚上，他把稿纸推到许鹿希面前，说：“你帮我看看这几句顺不顺。”她接过来，眼泪一下子掉在纸上。他没说话，只是笑了笑：“我干的这事，你不怪我吧？” 第二天清晨，邓稼先闭上了眼，手里还攥着那张有泪痕的建议书。葬礼那天，下了一点雨。只有家人和几个熟悉的朋友。他的名字出现在一块无名纪念碑上，职业栏写着：“物理学家”。 多年以后，许鹿希去参加一次学校演讲，有学生问她：“您丈夫为国家牺牲这么多，您后悔吗？”她顿了一下，只说：“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我也是。” 演讲结束，她回到家，翻开那本发黄的相册。第一页夹着一张泛黄的信纸，上面是他年轻时写的字：“愿与你共此一生，不论风雨。”风雨，果然是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