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庄稼汉，硬是凭着一股子犟劲和对百姓的实在心思，从山西穷山沟一路走到了北京，并且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实实在在经历了这个过程，更有意思的是，他刚住进象征身份的钓鱼台国宾馆没几天，毛主席却让他搬出去，这背后，到底有什么说道呢？ 陈永贵这人，从小在山西昔阳县那个有名的穷地方长大，念书在那会儿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一直到他四十二岁那年，借着全国大扫盲的劲儿，陈永贵才算正经开始认字。 他学起来，比不少年轻人还下功夫，口袋里总是揣着小本子和铅笔，一有空就拿出来写写画画。 当年还有人跟他开玩笑：“老陈，都这把年纪了，再用功还能去北京不成，”谁成想，这句玩笑话，后来竟然成真了。 而真正让陈永贵和他那个大寨扬名立万的，是他们那股子战天斗地的精神头，在那个普遍盼温饱的年代，大寨人不等不靠，硬是用双手改变了穷山恶水的旧貌。 特别是1963年那场特大洪灾，地毁了，房塌了，可陈永贵眉头都没皱一下，他领着乡亲们从头再来，短短一年不仅恢复了生产，还给国家多交了公粮。 这么一来，“大寨精神”响彻全国，陈永贵也成了自力更生的标杆人物，毛主席对这位从基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农民干部也是另眼相看。 到了1964年，开第三届全国人代会那阵儿，赶上毛主席过生日，还特意把陈永贵这位劳动模范请去了，宴席上毛主席亲切地问他：“永贵好啊！”此时的他非常激动。 而就在1967年，毛主席再次请他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伴随着荣誉的，是职务一步步往上走，陈永贵最终坐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 真正的离开了那片黄土地，来到了这繁华的北京城，然而，这位农民副总理反倒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自在。 起初，组织上安排他住进了京西宾馆，那个地方条件优越，设施也齐全，在北京城里算是头一份儿的。 可对大半辈子都跟土坯房打交道的陈永贵来说，却浑身不舒坦，更让他觉得有压力的是，身后总跟着一群工作人员，觉得有点拘束。 没住多久，他便主动提出来，想换个清静点的地方，殊不知，这一换，竟然换到了更高级的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国宾馆，里面亭台楼阁，风景如画，是专门用来接待外宾和安排重要领导干部住的地方。 但这在陈永贵看来，简直是天大的浪费，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困了起来，听不见群众的声音，也看不见大家伙儿的真实生活。 当上了副总理，意味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如果不能切身实地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那政策怎么能定得准，又怎么能真正为他们办实事呢？ 于是，搬进钓鱼台没几天，他又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恳请主席批准他搬出钓鱼台国宾馆，住到更贴近群众的地方去。 另一个是，他期望自己的工作亦能按“三三制”安排：一份时间深入基层实践，一份时间开展调查研究，最后一份时间再回中央办公室批阅文件。 当这份报告递交到毛主席手中，主席看了之后露出了微笑，陈永贵琢磨的，也正是毛主席一直强调的。 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干部就是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关在屋子里做决策，那必然会犯错误。 搬出钓鱼台后，陈永贵住进了北京城内的一个普通小胡同，虽然条件远不如国宾馆，但这里充满了市井气息，邻里间的走动，孩子们的嬉闹声，都让他感到无比亲切和踏实。 他还特意把新住址告诉了山西老家的乡亲们，欢迎他们有事来北京找他，尽管有警卫，但只要听说有大寨的乡亲来访，他总会亲自出来迎接。 在工作上，他也严格按照“三三制”来执行，他不再整天困在会议室里，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下乡调研上。 他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们坐在一块儿拉家常，聊收成，了解农业生产的真实情况，他不从摆架子，不说官话套话，反而觉得越是这样，工作起来越有劲头。 因为他始终坚信，只有真正接触到最底层的人民，才能知道政策在实际推行中到底有没有用，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 在北京的这些年，陈永贵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在他看来，当官不是为了享受，更不是为了改变个人的生活，而是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有一次，因为身份和言行问题，他在一个会议上受到了某些人的训斥，当这事传到毛主席耳朵里，毛主席反而更加坚定地支持他。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陈永贵卸去了副总理的职务，回到了他想念的山西。 他没有丝毫的怨言和失落，而是平静地在大寨继续从事他熟悉的农业工作，后来，因病逝世，遗体被送回了家乡。 遗体安葬在那片他奋斗了一生的土地上，就连追悼会也办得十分简朴，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从泥土中开始，最终又回归了泥土。 【信源】参考资料：庭院深深钓鱼台，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