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干部团是什么编制？阵容配置豪华，4位将领牺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准备战略转移，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长征”。这个时候，红军急需一个随行的骨干力量，不仅能补充战斗指挥人才，还要随时准备顶上去打硬仗。 于是，红军学校、两个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被整合，统一成了“红军学校”，随后在长征途中，这支“流动军校”被正式命名为“干部团”。 注意，它不是为了单纯作战而成立的。真正的职责有三：一是培养干部，二是守护领导核心，三是打关键战斗。说得直白点——又要会教，又要能打，还得保得住党中央不被围剿。 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总兵力1480人。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可观，要知道，长征出发时红军也不过几万人，而一路打到陕北，剩下不到一万人。 干部团的构成特别“硬核”： 1营和2营：主要是来自各主力部队的连、排级干部，打仗经验丰富；3营：政治学校的学员，偏重于政工干部；4营：是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比如炮兵、工程兵、机枪手；上干队：那是更高一级的干部，比如团级以上的骨干。 你看这个配置，就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团”。更像一个移动版的红军干部储备库，谁前线缺指挥官，干部团就能立马顶上。 而干部团的领导阵容，说是“将星闪耀”毫不为过： 团长陈赓，是后来共和国的大将；政委宋任穷，后来成为上将；参谋长钟伟剑，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出身；政治处主任莫文骅，中将；总支书记方强，也是中将。还有上干队的队长萧劲光（后来的海军司令）和政委余泽鸿（师长出身），以及周士第、苏进、冯达飞等人，全都不是“普通人”。 这群人，不仅在长征路上扛过枪，还为后来的新中国军政建设打下了基础。 按设计，干部团主职是教学培训，可现实很快就打了他们的脸。 第一次参战：是在贵州土城，红军打算夹击郭勋祺的川军。结果情报有误，局势吃紧，干部团被急调驰援青杠坡。这一仗，损失90多人。 第二次：打遵义，为红军夺回重要城市。 第三次：巧渡金沙江，干部团在刘伯承指挥下参与战术布局，为主力突围打开局面。 这些战斗中，干部团表现得非常“干净利落”。虽然不是主攻部队，但一旦上阵，几乎没有拖泥带水。 第四战：通安州，打的是川军刘元瑭的部队。陈赓带队，一上来就直接击溃对手。 第五战：配合红四团强度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虽然这两场战斗干部团不是主力，但在旁支援，确保中央顺利渡河，是实打实的贡献。 第六战：最惊险。 1935年6月，干部团随军到达四川天全县。主席、朱老总等人正在一个小山村开会，结果川军杨森部突然袭来。眼看就要被合围，陈赓当机立断，组织干部团全体反击，甚至把平时从不出动的“上干队”也拉上了战场。 据丁秋生（后来的中将）回忆，当时干部团还有800多人，戴着钢盔、扛着刺刀，直接冲向敌军。手榴弹一轮一轮地扔出去，把川军炸懵了。这一仗打完，干部团护住了党中央的安全转移，也算完成了自己的“护卫天职”。 干部团后来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名为“红大特科团”。陈赓去了红一军团任团长，之后又做了师长。 从“干部团团长”变成“普通团长”，看似降职，但那是当时部队减员太多。比如原本一个军团几万人，最后只剩七八千人，那个时候的“团长”，含金量早已不同。 干部团，最后成了新中国将帅的摇篮。 2位大将：陈赓、萧劲光；2位上将：宋任穷、韦国清；4位中将：莫文骅、方强、丁秋生、刘道生；还有更多后来的少将、共和国高级干部。 但另一方面，干部团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很多人没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李荣（李振亚）：海南战役中牺牲，1948年；黄彦斌：抗战爆发前病故；林方英：在红十五军团东征战役中战死；黄金山（黄骅）：抗战期间被叛徒杀害；余泽鸿：突围中牺牲，1935年。 这四位，若不是战死，授衔时最差也是少将，有的甚至可能到中将。 干部团在红军历史上是没有正式番号的单位，它不属于红一、三、四方面军的序列，不参与整编。它更像是中央直接指挥的“机动部队”，职责特殊，地位独特。 它不是一支普通部队，也不是教学单位，而是实实在在的红军精英群体。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长征路上的“特种战斗+干部培训+中枢护卫”三位一体的组合。对红军来说，这样的部队太重要了——既打得了仗，又教得了书，还能保得住人。 这也正是为什么干部团虽然规模不大，却总被单独提起。不是因为它人数多、战功显赫，而是因为它在“最需要”的时候，做了“最关键”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