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国重返联合国，却遭到一小国强烈反对，26年后，此国向联合国求助，被我国一票否决，那么这个国家究竟是谁？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乔冠华是中国重返联合国时的关键人物，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1971年11月15日，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阐述中国对和平与国际合作的立场。他的演讲内容经过精心准备，字里行间透露出新中国对国际舞台的渴望。他在外交场合表现沉稳，多次与各国代表沟通，推动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恢复。他的努力为中国重返联合国铺平了道路，也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投下支持票。 吴丹作为1971年的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后续事务。第2758号决议通过后，他迅速签署邀请函，正式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与联合国工作。他的办公室忙碌而有序，文件往来频繁，确保了决议的顺利执行。吴丹的果断行动为中国重返联合国提供了重要支持，他的角色在这一历史时刻不可或缺。 赖伊在1949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收到周恩来总理的电报，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份电报简洁有力，表达了新中国对国际地位的诉求。赖伊认真审阅电报，意识到这一请求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他的工作为中国与联合国的早期联系奠定了基础，尽管当时中国重返联合国仍需多年努力。 董必武在1945年代表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他的签字标志着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的地位确立。尽管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复杂，董必武的行动为新中国后来的国际角色奠定了基础。他的参与让中国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就留下了印记。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投票结果显示，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许多发展中国家投下赞成票，认可中国在战后重建和国际和平中的努力。然而，危地马拉却名列35个反对国家之中。这个人口仅约500万的中美洲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长期受西班牙殖民统治影响。独立后，危地马拉试图通过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合作推动经济现代化，但这让美国得以控制其咖啡和香蕉产业，甚至介入其政治事务。 危地马拉的反对并非偶然。20世纪中叶，美国通过“联合果品公司”收购危地马拉大量土地，掌控其经济命脉。危地马拉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往往追随美国立场，尤其在台湾问题上支持台湾当局，反对中国大陆恢复联合国席位。在1971年的投票中，危地马拉代表选择了反对，延续了其亲美政策。此后，危地马拉在联合国多次针对中国议题投反对票，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立场尤为顽固。 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展现了爱好和平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饱受战争创伤，深知和平的珍贵。通过外交努力，中国赢得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在投票中成为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重要力量。危地马拉的反对虽未改变结果，却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不和谐的音符。 1997年1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向危地马拉派遣155名军事观察员的提案，旨在协助其内战后的稳定工作。危地马拉自1960年起陷入长达36年的内战，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亟需国际援助。然而，中国在表决中投下否决票，使提案未能通过。这是中国在安理会罕见动用否决权的一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的否决并非无因。1993年至1996年，危地马拉连续4年在联合国支持台湾，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中国多次劝告无果，危地马拉的坚持让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安理会会议结束后，危地马拉的援助请求受阻，其国内重建进程受到影响。 危地马拉的内战于1996年结束，但36年的冲突让国家满目疮痍。战后，危地马拉试图通过联合国获得重建支持，但1997年的否决让其计划受挫。危地马拉继续与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导致其与中国关系长期冷淡。在国际场合，两国代表间的互动稀少，外交关系停滞不前。危地马拉的经济仍以农业为主，咖啡和香蕉出口占主导，但受制于外部力量，发展缓慢。 乔冠华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后，继续在外交领域发挥作用。他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然而，1976年他被撤职，结束了外交生涯。1983年，乔冠华因病去世，享年70岁。他的贡献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至今被外交史铭记。 吴丹在1971年底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他的任期见证了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一历史性事件，卸任后他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赖伊早在1953年卸任联合国秘书长，晚年选择低调生活，居住在一处安静的住所，鲜少公开露面。董必武在1945年签字后，见证了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1975年去世，留下了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代表的历史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