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如履薄冰的漫长仕途，实则是为家族铺设的宏图基石。 他自曹操时代入仕，凭借对抗诸葛亮的赫赫战功和卓越军政才能。 在曹丕、曹睿两朝深得倚重。 魏明帝曹睿临终托孤，司马懿与曹爽同受遗诏辅佐幼帝曹芳。 然而曹爽专横跋扈，一步步排挤司马懿于权力核心之外。 司马懿隐忍蛰伏，暗中豢养死士三千，静待时机。 正始十年（249年）春，曹爽兄弟随曹芳离洛阳祭扫高平陵，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闭洛阳城门，占据武库，控制中枢。 他指洛水为誓，假意承诺仅削曹爽兵权，保其富贵。 待曹爽束手，司马懿随即背弃誓言，将曹爽及其党羽尽数诛灭，夷灭三族。 史称“高平陵之变”。 这场雷霆政变，使魏国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 司马懿以老谋深算与雷霆手段，为后代奠定了不可撼动的权力根基。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继执掌国柄。 他们承继父志，以更凌厉的手段清除异己，为最终夺权铺平道路。 司马师废黜意图亲政的少帝曹芳，改立更为年幼的高贵乡公曹髦。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接掌大权，权势熏天，时人皆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魏帝曹髦不甘为傀儡，愤然喊出“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于甘露五年（260年）亲率宫中僮仆数百人讨伐司马昭。 然而势单力薄，曹髦于宫门遭遇司马昭心腹贾充所率禁军。 贾充厉声命令部将成济：“司马公养汝等，正为今日之事也！” 成济遂挺戟刺死曹髦于车下。 弑君之后，司马昭以“大逆不道”之罪诛杀成济以塞天下悠悠之口，另立曹奂为帝。 至此，曹魏皇帝彻底沦为司马氏手中的提线木偶。 司马氏何以能步步蚕食曹魏江山？ 曹氏皇族自身亦难辞其咎。 魏明帝曹睿虽为英主，却壮年早逝。 临终托孤于宗室曹爽与异姓重臣司马懿，为日后权力倾轧埋下祸根。 曹爽虽为宗室，却才具平庸，执政期间骄奢专权，排挤司马懿却又未能识破其深藏之祸心，终致高平陵之变后身死族灭。 曹芳、曹髦等后继之君，或年幼或势单，面对树大根深的司马氏集团，有心振作却无力回天。 曹髦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的愤慨之语，道尽了曹氏末代君主的悲凉与无奈。 曹魏政权依赖世家大族支持，司马懿父子正是通过联姻、荐举等方式，将自身与众多高门大族紧密捆绑。 当司马氏权柄稳固，曹氏宗室便形同孤岛。 连曾为司马懿政变盟友的老臣蒋济，面对曹爽被族灭的惨状，也只能悲叹：“吾愧对曹真将军于地下矣！”旋即忧愤而卒。 曹魏宗室力量早已在司马氏精心构建的权力巨网中彻底瓦解。 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效仿当年曹丕代汉旧事，接受魏帝曹奂“禅让”，登基称帝，国号晋。 当司马炎在庄严的禅让大典中接过象征皇权的玉玺时，洛阳城上空回荡的钟鼓之声。 既宣告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亦为一个旧时代的消亡敲响了最后的挽歌。 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嬗变，绝非一蹴而就的偶然。 司马懿以深沉忍耐和雷霆手段构建了权力基石，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则凭借更冷酷的政治手腕不断加固这根基，最终使司马炎得以兵不血刃完成“禅让”的华丽仪式。 而曹魏政权在继承人危机、宗室衰弱与世家大族全面倒向司马氏的多重困境中，其统治根基早已被侵蚀殆尽。 司马代曹的权柄转移，是野心、权谋与时代洪流共同铸就的历史轨迹。 它揭示了权力传承的残酷法则：任何统治的维系，不仅需要奠基者的勇略与智慧，更离不开后继者的能力与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