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毛人凤来到昆明，对沈醉说：“老沈，你为何把家人送去了香港，而不去台湾，这是要给自己留后路吗？” 1946年初春的南京城笼罩在薄雾中，军统局大楼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抑。
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像颗炸弹，把这个经营了十四年的特务王国震得摇摇欲坠。
三股暗流在总部走廊里涌动——浙江派的毛人凤攥着戴笠遗留的记事本，广东派的郑介民抚摸着中将肩章，湖南派的唐纵反复擦拭着眼镜，每个人都盯着局长办公室那把蒙尘的皮质转椅。
在重庆罗家湾训练基地，刚满32岁的沈醉正对着戴笠生前送他的勃朗宁手枪发呆。
枪柄上“精忠报国”的刻痕还清晰可见，这个十八岁就被戴笠带进特务处的年轻人，此刻像突然失去父亲庇护的幼兽。
他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戴笠拍着他肩膀说：
“云南的江山，将来要交到你手里。”如今誓言犹在耳边，说话的人却化作了南京岱山的焦土。
郑介民上任的第五天，沈醉被调离核心行动处。
当他抱着文件箱走出仁爱堂时，瞥见毛人凤正站在三楼窗口凝视着自己。
那目光像极了戴笠当年考核新人时的眼神——三分试探，七分算计。
三个月后的某个雨夜，毛人凤的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停在他宿舍楼下，车窗摇下时飘出一句：“想不想给戴老板讨个公道？”
1947年深冬，北平的寒风卷着郑介民五十寿宴的请柬四处飘散。
沈醉裹着貂皮大衣坐在吉普车里，看着郑公馆门前车水马龙。
他特意选了正对大门的位置，看着那些抬着红木箱子的脚夫在雪地里踩出凌乱脚印。
当《救国日报》记者按下快门时，沈醉嘴角浮起冷笑：照片里堆积如山的寿礼，足够让郑介民在监察院喝上三壶。
毛人凤上位后的第一道人事令，是把沈醉发配到昆明。
临行前夜，两人在保密局地下室喝光了两瓶茅台。
毛人凤举着酒杯说：“云南是咱们最后的退路。”
沈醉望着墙上戴笠遗像，突然觉得眼前人的侧脸和照片重叠了——他们都喜欢把右手小指抵在酒杯底，这个发现让他胃部泛起酸涩。
1949年5月，毛人凤突然通知保密局所有少将级别的家人，全部都送到台湾安置，这表面上看，是在减轻他们的压力，而实际上是为了充当人质。
这个消息传到了沈醉耳朵里，他十分清楚毛人凤想干嘛，于是他秘密的将家人全部送到香港，原以为会瞒住所有人，但没想到，在送走家人的第三天，毛人凤找到沈醉表示：
“老沈，你为何把家人送去了香港，而不去台湾，这是要给自己留后路吗？”
瞬间，沈醉慌了，他不知道毛人凤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情，还不留时间给他思考，毛人凤再次表示：“老沈，你先不要去台湾，我向国防部推荐你去担任，云南的中将游击司令，你要坚持到底。”
明白了，沈醉彻底明白了，毛人凤根本不想让自己去往美国，说是云南，实际上是在选择“埋葬地”！
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选择可选，只能答应下来，并且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一仇。
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他突然被卢汉软禁，并且他对外宣布云南起义。
可即便这样，云南的国民军已经不稳，跟本无法全身心的对战解放军。
最终50年3月，我军成功解放云南，沈醉成为了要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他在监狱积极表现，征求自由之身。
或许正是他这样子的努力，我军在60年被列为第二批特赦人员，于11月28日获得释放，随后他便一直帮助我国处理行政文字工作，在这时间里，他还去了一趟香港，看了看自己的家人们。
1996年早春，北京协和医院消毒水的气味中，弥留之际的沈醉突然抓住女儿手腕。
监视器上的心电图剧烈波动，他浑浊的瞳孔里映着两个重叠的身影：
一个是昆明机场转身离去的毛人凤，一个是重庆罗家湾教他射击的戴笠。
最终心电监护仪归为平直时，床头那本《军统内幕》正好翻到折角页，泛黄纸页上留着深褐色的茶渍，像极了当年郑介民寿宴请柬上的朱砂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