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日本兵突然将看守所的大门打开，翻译官对着8名八路军战士说：火车就在门外等着你们呢！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是1944年8月10日，平遥西门外，土坑边上站着八个八路军战士，黄庭廉排在第五个，日军拔出指挥刀，刀刃在阳光下晃得刺眼，照在他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上，衣服上有血，有泥，还有一块一块干涸的痂，他已经被拷打了三十多天，身上的伤口都没愈合，身形瘦得像根干柴，但他站得直，眼神比刀还亮。 刀落下来的时候，他没躲，也躲不了，第一刀劈在锁骨上，血一下子喷出来，把日军的手都染红了，他疼得直冒冷汗，却咬着牙没出声，第二刀擦过耳根，带走了半只耳朵，他眼睛都红了，还冲着天笑了一声，第三刀劈在脊背上，他身形晃了晃，却没倒，后面几刀接着落下来，才把他砍翻在地，日军以为他死了，命人把尸体推进坑里，草草埋了。 那天晚上天降大雨，像是老天爷也不忍心，黄庭廉就在雨里醒了，他脸上全是血泥，眼睛睁不开，嘴里都是铁锈味，他挣扎着想动弹，发现身上的绳子已经被砍断了，大概是最后几刀砍偏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来的，只知道不能躺着等死，他一点点动，一点点爬，指甲抠进泥里，拉着身边战友的衣角，爬出了尸坑。 他终于爬到一户人家，是平遥城西北的刘家庄，一个老乡把他藏进柴草堆，外头的日军还在巡逻，靴子踩得水桶哐哐响，他缩在草堆里，浑身伤口像火烧，偏偏脑子里却想起了他娘熬的小米粥，那种熬得稠稠的粥，小时候只有过年才吃得上，他想起那粥的味道，感觉身上的痛也轻了点。 消息传回部队，说黄庭廉没死，大家都不信，他早就被列入烈士名单，连追悼会都准备开了，后来他回来说：“如果真开了追悼会，我还真想去看看！”有人说他是命硬，有人说是天意，还有人说，是他那口气，压根就没打算咽，可他自己知道，那口气，是为了不让死白白，是为了对得起那些喊着口号倒下的兄弟。 黄庭廉1918年出生在山西泽州大兴村，家里穷得叮当响，是第五个孩子，小时候吃百家饭长大，谁家多做一点，就给他盛上一碗，他天生机灵，爱读书，念完高小，还想考中学，一心想着靠读书改变命运，可那年报名时，教务主任一看他“无党派背景”，连校门都没让他进，说得好听是“回家等通知”，其实就是打发他回去种地。 他不服气，那年头，日军已经开始在北方闹腾了，村子里有个地下党员，常在晚上偷偷讲抗日的事，他听得热血沸腾，干脆不读书了，1937年春，跑去报名牺盟会，按下了红指印，从此，扛起了枪，戴上了红袖章，成了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的一员。 刚开始当兵的日子苦得很，他不会打枪不会投弹，连军姿都站不直，可打了几仗后，他越打越硬，成了队上的“黄排长”，1942年，在沁源县西北山区，他带人伏击日伪军运输队，用土炸药把敌人的碉堡炸得稀巴烂，战后，老百姓给他编了民谣，说“黄排长砍头不怕，死都不眨眼”。 可真正让他差点死掉的，不是在战场，而是在平遥的那次任务，1944年7月，他去接头，结果交通员没到，他只好在一个伤员家里将就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刚出门，就在巷子口被日伪军堵了个正着，他们搜出他身上的传单，立刻押回县城。 在看守所里，他受尽折磨，先是三天三夜不让喝水，绑在孔庙前暴晒，后来又脱光了鞋子，把泥水灌他嘴里，日军穿着钉鞋踢他肋骨，疼得他眼前发黑，伪军递烟，他直接掐断，翻译官问他叫什么，他报了个假名：“李国憙”，从头到尾，一个战友的名字都没提。 有一次，他趁伪军送饭的时候出其不意，把人撞倒在地，结果被打得昏过去，醒来后躺在牢里，旁边压着个新送来的八路军战士，叫王占中，那人一进来就怕得要命，黄庭廉看出来了，硬是用眼神和气势把他镇住，让他一句不敢多说，王占中后来改口管他叫“老李”，再没敢泄露一句话。 35天后，日军突然说要“放人”，说“火车在西门外等着”，黄庭廉一听这话，心里就明白了——这不是放人，是要送他们上黄泉，他悄悄提醒身边战友，一上街就听他号子，队伍走到街上，他猛地撕开胸口衣服，露出一身血痕，冲着街边喊：“八路军的同志们！我们是为打鬼子才被抓的，今天要血洒西门外！” 其他人也跟着喊，八个声音汇成一股雷，吼得押送的伪军都慌了手脚，有人拿枪托砸他们，可越砸，他们喊得越响，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八路军万岁，响彻整条街，街边的门缝里，有人偷偷抹眼泪，有人咬着牙关，有人把拳头攥得紧紧的。 信息来源：华商网--刑场里走出的“活烈士”(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