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亨台湾的共产党员要被枪决了，囚车正巧经过他家门前时，他猛然站起撕心裂肺的喊：保珠，快出来，我要上刑场了，保珠、保珠…… 林正亨被捕那天是1949年8月18日，台北的泉州街还没天亮。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翻遍屋子，搜出一本插满红旗的中国地图，还有蜡纸、油灯、刻写工具，以及一些带有“和平文献”“综合文摘”的小册子。 他没有反抗，只是冷静看着他们抄家。被押上车时，他没有交代任何人，只说：“你们找的陈百川，从头到尾就是我编的。” 他知道事情迟早会到这一步。他早已被盯上，只是叛徒比他预计的更快。他也清楚，他留在台湾，就是为了这一刻。他愿意。 时间回到更早，他曾是远征军新一军的上尉连长。1944年缅甸雨林中，他带兵追击日军时遭遇反扑，白刃战中身中十几刀，倒在尸堆里。 美军军医做了两次手术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拉回来，肠子缝回去，双手筋腱断裂，成了永久残疾。他活了下来，却再不能端枪。他在战地医院给母亲写信，说：“台湾光复了，父亲遗志已达，我残废，不足惜。” 其实林正亨早年的日子是优渥的。1915年出生在厦门鼓浪屿，祖上林朝栋曾是带兵抗法的勇将，穿过黄马褂；父亲林祖密在日据时期变卖台湾家产支持孙中山，还专门跑回中国恢复国籍。 他自己原本念的是南京美专，爱画画，准备继承家族在雾峰的莱园宅邸。 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把画稿撕了，参军去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0年在昆仑关血战几天几夜，衣服上都是自己的血，官升到了中尉。他一直是拼命三郎，直到重伤退役。 1945年抗战胜利，他却因为伤残被列为编外人员，遣散在云南。没人管他，他靠拐杖一步一步挪到重庆，在朝天门码头见到两种人：穿呢子大衣抽雪茄的权贵，还有饿得眼冒金星的苦力。 他有点想不明白，怎么打完了仗，世界却变成这样。他的妹妹林双盼是中共地下党员，带他见了朱学范，从此他不再只是个退伍军人，而成了劳动协会的干部。 不久后，组织给他两个选择：要么去新四军，要么回台湾。他没有犹豫，带了二十几个台籍青年，从大陆回到台北。 他打入警备司令部当警官，在警务处安排工人运动，平时家里经营的是皮鞋店，里面藏着党的资料和印刷工具。衣柜后那张中国地图，每解放一城，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他干得很细。警务处的同僚从没察觉他的真实身份。他白天穿军服，晚上跛着腿刻蜡纸，印读本、写传单。老婆沈宝珠配合他搞掩护，平时熬米粥，给同志们送饭。他们家是整个地下网的枢纽。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林正亨从台北赶到台中组织反抗。他亲自出面，结果差点被击毙，最后靠跳进医院粪坑才逃出去。从那以后，他的身体更差了，但他没停工。 1950年1月30日清晨，囚车从泉州街驶过。他在车里突然站起，大喊：“保珠，我要上刑场了！”他用肩膀撞铁窗，一遍遍叫着“保珠！”那时沈宝珠正在厨房熬粥，准备带去探监，根本没听见。 三个小时后，他在马场町被执行枪决，时年35岁。 临终前，他用手指甲在牢房地上刻下一句话：“敢将赤手挽狂澜。”这双早被日军刺刀挑断的手，最后写下了他的遗言。 枪声响起那一刻，灶上的米粥还在咕嘟咕嘟冒着气。 后来，沈宝珠带着孩子到了北京，做了台盟主席谢雪红的秘书。1983年，她在民政部领到了林正亨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2018年，北京台湾会馆办“雾峰林家特展”，林正亨的儿子林义旻指着父亲狱中剪纸作品说：“台独分子不提他们，但台湾的历史，怎么能没有他们？” 没人回答他。但展柜里那张插满红旗的地图，静静地亮着。那是林正亨的信念。1946年他就认定，台湾终归要回到祖国。 后来七十年过去，他没等到，但有人记得他曾这样说过——“无过可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