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9月，慈禧逃跑时找乔家借30万两，回宫前问乔家：你们要何赏赐？乔家人精光一闪，提出：要老佛爷四个字。 北京城破，慈禧让太监、随从收拾好行囊，并将光绪皇帝和其他宗亲都叫到了宁寿宫商议逃跑的时候，这时候珍妃还被慈禧关着。 慈禧想了想，觉得不能留珍妃在宫里，她年轻貌美的必然容易遭到了洋人的侮辱，传出去有损大清颜面。 但是，慈禧会好心的带着珍妃一起逃命么？ 必然不能。 慈禧又不想带上珍妃，干脆让人把珍妃沉井了。 珍妃之死一直是一个谜团，究竟是出于表面的宫斗，还是皇权拉扯的牺牲品不得而知，处理完此事后，慈禧一行人的“西狩”之旅就此开启。 说是“西狩”，其实就是“西逃”，只不过为了颜面做了粉饰罢了。 逃出皇宫的慈禧，虽然带着不少奇珍异宝和家当，可毕竟今时不同往日，再多的宝贝也架不住她一路上的奢靡无度。 这一路上，越走越狼狈，住处越来越简陋，小米充饥，土炕过夜，连像样的被褥都没有，有时只能和光绪皇帝背靠背休息，随行人员的生存条件更是艰难。 据慈禧的贴身宫女回忆，直到他们抵达怀来县，生活才稍有改善。 当地县太爷得知太后驾到，早早做好了接驾准备，将慈禧接到县中栈房，送上豆粥，慈禧喝了个底朝天，还命人找鸡蛋来吃。 县太爷费尽周折找到五个鸡蛋，慈禧一口气吃了三个，剩下的两个赏给了光绪皇帝。 这种窘迫到了山西境内才有所缓解。 山西境内，榆柳夹道，路平如砥，旅店整洁，菜肴丰盛，这都得益于当地赫赫有名的晋商。 山西祁县乔家作为晋商的佼佼者，消息灵通，早早得知慈禧一行人将经过山西，便做好了准备。 乔家旗下太原大德恒票号的重要人物贾继英，精明干练，有着丰富的商业经验和政治嗅觉。 他代表乔家出面，与帮慈禧打前站的官员吴永搭上了线，主动承揽了迎接太后銮驾的任务，并了解到慈禧急需“旅费”。 贾继英明白给老佛爷的钱不能少，但短时间内筹集大量现银并非易事。 于是，他与吴永一同来到太原城中的各个商号，召集掌柜们开会，讨论为慈禧一行人筹集经费。大部分商号处于观望状态，不知事态发展，只派了二、三号人物参会。 在众多商号观望之时，贾继英毅然借给朝廷 30万两白银，让皇室贵族们十分欣慰。 与此同时，乔家另一家票号大德通票号经理高珏也在积极准备。 他与清政府庆亲王、山西巡抚赵尔巽关系密切，慈禧要经过祁县的情报最早就是由他掌握并报告给乔家的。 高珏将票号从里到外装修一新，在慈禧和光绪车驾经过的路上铺设红地毯，将票号布置成了一处舒适的“行宫”。 慈禧一行人抵达后，乔家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银子，解了慈禧的燃眉之急。慈禧大喜，承诺回京后定会封赏乔家，并询问乔家希望得到什么。 乔家当家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要求，他不要求功名，也不要银子，只向慈禧索要了四个字——“福种琅嬛”。 慈禧思索片刻，觉得这个要求并不难，便应允了。回到北京后，慈禧派人将书写着这四个大字的牌匾送到了乔家。 如今，这块牌匾依然悬挂在乔家大院之中，成为了一段传奇。 乔家索要的这四个字，绝非简单的回报。从字面意思来看，“福种”寓意积累福气，“琅嬛”则代表着仙境，是古代天帝藏书之地，象征着美好与吉祥。 对于商人来说，这四个字是对自己家族生意的美好期盼，从政治角度来看，慈禧回到宫中后，内忧外患，想要还钱封官并不现实。 乔家不要钱、不要官，既为太后和朝廷圆了面子，又彰显了乔家的实力和气魄，树立了山西商人忠君奉上的形象。 商业上，慈禧御赐的牌匾成为了晋商的金字招牌。有了朝廷的认可，做起生意自然轻松许多。 慈禧离开山西后，一路上搜刮到的银钱都存到了乔家的票号中，为乔家带来了巨大利润。三年后，清政府试办银行，慈禧第一个想到了乔家，贾继英被召唤到北京，主持筹办户部银行。 1905 年，户部银行成立，贾继英被任命为总办；1908 年，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贾继英担任大清银行首任监督。 乔家为首的晋商成功利用这次事件，打响了名声。 慈禧在西安暂住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奢靡生活，每日用膳花费200多两银子，还在行宫中饲养奶牛。 并在1901年9月7日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惩办主战官员，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线所有炮台等，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