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陈寅恪落难时，中大“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校内都是他的大字报。 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口号喊得震天响，矛头直指这位史学大家。 奇怪的是，尽管声势浩大，陈寅恪身边那些亲近的朋友和他亲手教出来的学生，却像约好了一样，没一个人跟着起哄。 这情况在当时可不多见。 要知道，就算像钱锺书那样不爱掺和世事的人，后来在社科院遇到麻烦时，也有不少所谓的“熟人”甚至是他教过的学生站出来踩上一脚，只不过后来事情过去了，大家也就不提了。 陈寅恪之所以成为目标，最大的原因在于他是旧时代史学界公认的头号人物。 那年五月，郭沫若首先开了腔。 他在给北大历史系的公开信里，话说得还算客气，只是劝大家别把陈寅恪当成“不可企及的高峰”。 这些话单拎出来看，好像没什么大问题，无非是鼓励师生别迷信权威，要敢于超越。 但关键在于，它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陈寅恪并非不可触碰，是可以批评的。 中山大学接到这个信号，自然得有所表示。 当时历史系贴出两份批判文章，一份出自系主任杨荣国之手，但通篇没提“陈寅恪”三个字；另一份干脆连署名都没有。 杨荣国作为系主任，不得不带头表态，但明显是在应付差事，尽管他私下和陈寅恪关系并不好。 不过，大字报里那句指责陈寅恪“浪费我们的青春”的话，还是深深刺痛了教书育人一辈子的陈寅恪。 他的妻子唐筼气不过，还跑到学校办公室去理论了一番。 想批倒陈寅恪这样一座史学高峰，谈何容易？ 组织者心里清楚自己分量不够，就四处寻找有分量的“枪手”。 最理想的人选，自然是陈寅恪在文史两系那些交情深厚的教授朋友，或者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得意门生。 名单都拟好了，上面有刘节、梁方仲、高华年、赵仲邑、吴宏聪、蒋湘泽等一批响当当的人物，他们都是陈寅恪过去的学生。 然而，无论怎么劝说，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泡汤了。 那些亦师亦友的人不仅拒绝写批判文章，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前途，也要维护他们的老师。 最出名的例子是梁方仲和刘节这两位教授的表现，梁方仲在中大还留下了一句名言：“乱拳打不倒老师傅”。 本地找不到人，那就试试外地的帮手吧。 陈寅恪在外地的那些知交好友和学生，像季羡林、蒋天枢、姜亮夫、王力、吴晗、夏鼐等等，也都保持了沉默，不愿意为了讨好谁而对自己的老师拔刀相向。 他们或许在压力下不得不批判其他同行，但要他们掉过头来批判自己的恩师陈寅恪，实在下不去手。 多年以后，季羡林回忆当时的心情说，那时候他是真心觉得搞批判、搞运动“一点都没问题的”，是真心拥护的。 唯一有点意外的是周一良。 他出身天津周家，和陈家是四代世交，也是陈寅恪最看重、寄予厚望的学生，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是最能继承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绝学的衣钵传人。 但偏偏就是他，没能顶住压力，公开做了“反思”。 1958年，他在北大贴出文章，先做了一番自我检讨，最后才扯到陈寅恪。 他说陈先生曾告诉他，自己研究中古史是因为先秦两汉材料太少，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接着话头一转，说陈这种“一切靠材料的思想”不对，是“个人成名”观念作祟，所以今后千万别“厚古薄今”。 1999年，中山大学召开纪念陈寅恪的大会，重病缠身的周一良无法到场，但他专门提交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向陈先生请罪》。 后来，有人在中山大学档案馆发现了一份1962年的外调材料，是周一良亲笔答复存档的，里面全是为恩师陈寅恪辩护的话。 反倒是当时在北京自学的卞孝萱，这位后来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著名学者，跟陈寅恪毫无瓜葛，却主动出击，连写了好几篇分量很重的文章批判陈寅恪。 有意思的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陈寅恪的学术地位重新获得高度评价，又是这位卞教授，调转风向，吹捧起陈寅恪来唯恐落后，甚至攀扯关系，说什么“论交三世旧通家”。 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有时候的做派就是这么让人哭笑不得。 回头看看这些往事，虽然有些不堪，但琢磨起来挺有意思。 一方面，它确实证明了陈寅恪在学术上的崇高威望和他为人的高尚品德，让人发自内心地敬重，就像我们很难想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颜回会掉过头去批判他们“仰之弥高”的老师。 他们始终坚守着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没有随波逐流。 比如有这么一件事被记录了下来：1956年秋天，中山大学新生入学，陈寅恪和他们见面。 陈寅恪一开口就问：你们有多少人是报考了北大没考上才来这里的？一个学生站起来承认自己是。 陈寅恪听后，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回了一句：“北大也没什么好货，不是我朋友，就是我的学生。” 刘节教授的儿子刘显曾，近年来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多次谈及父亲在特殊年代的风骨，强调其“不批陈”的选择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 信息来源： 刘显曾访谈录（《南方人物周刊》相关报道）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梁方仲文集整理与出版工程”公告 季羡林《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
